隋唐大运河策展大纲（个人总结学习向）

序厅

前言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开凿通济渠，又开永济渠和江南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 )，南达余杭(今杭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700余公里的南北水运交通大动脉，成为当时粮食等战略原材料和大宗物资运输的支柱。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中国古代南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部分河段仍发挥着交通运输、灌溉排涝、生态调节等综合功能。

第一部分：天工国运，一统中华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

589年，中国结束了南北分割的政治局面，重新完成了“大一统”。605年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同时，为巩固国家政权，化解内忧外患，加强京畿与北方军事前线、东南经济富庶地区的联系，下令在漕渠基础上，开凿大运河，自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南下，首次实现了贯通南北的水运交通体系。

壹 / 形胜天下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象征中华文化滥觞的河图、洛书，孕育于洛阳附近的黄河、洛河。洛阳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被誉为“河山控戴，形胜甲于天下”。

1.1山川形胜

地处河洛地区的洛阳，土壤肥沃，西靠秦岭，东临嵩岳，南望伏牛，北依太行，倚黄河之险，地理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建都立邦的“首善之地”。

1.2天下之中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西周时期，周公“正日景，求地中”赋予洛阳“天下之中”的政治地理地位。今洛河两岸分布的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见证了洛阳深厚的历史文脉。

“天下之中”作为一种建都理论，是西周初年周公在营建洛邑时提出的。“天下”即为天子统治下的国土，“天下之中”指居于中央之地的京师。

洛河沿岸分布着夏、商、东周、汉魏及隋唐五大都城遗址，堪称“五都荟洛”。

北宋司马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在史家眼中，洛阳都城的发展史，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主线。

《说文·邑部》:“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都，特指有先王宗庙的城邑。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贰 / 纵贯南北

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为继续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进与江南地区的联系，加强北方边疆地区安全，保证各方赋税和物资能够顺畅交流通转，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构建了跨越南北、沟通全国的漕运体系。

2.1运河中心

隋炀帝(569年-618年)登基后，为进一步维系中原地区的政权稳定，于大业元年(605年》下诏营建东都洛阳，并以东都为中心，向东南、东北方向开西运河。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洛阳成为维系南北东西水上交通的转运核心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成为大运河上的璀璨明珠。

2.2国策大业

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长期位于北方，南北朝开始江南逐渐兴起。隋代统一后，为了紧密联系日益繁荣的南方地区和北方政治军事中心，保证各地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满足政权需求，开辟并维持一条纵贯南北的运输干线，成为王朝统治者极具战略眼光的治理举措。

•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隋朝第二位皇帝，604年即位，年号大业。隋炀帝在前人开南的运河基础上疏汝连通，完成了大运河历史上第一次南北贯通，奠定了隋唐大运河的基本格局，同时营建东都洛阳，并迁都于此，国力日强。炀帝在位期间频繁发动战争，征吐谷浑、林邑、契丹、流求、高句丽，经因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导致天下大乱。

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于江都（今扬州）被宇文化及叛军所弑，葬于吴公台(今扬州西北》，隋朝厦亡。唐朝时以帝礼改葬于雷塘(今扬州北)。

• 宇文恺(555年-612年)，字安乐，隋朝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的专家，北周大司徒宇文贵之子。生于长安城，出身武将世家。自幼博览群书，熟恶历代典章制度，擅长工艺，精善建筑。规划设计都城大兴城、东都洛阳城、仁寿官。隋文帝皇陵、观风行殿和广通渠等国家重大工程，官至工部尚书，封安平郡公，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 大运河的历史变迁

在隋唐之后的宋、元、明、清时期，我国的政治中心经汴梁(今开封)、临安(今杭州)，最后迁移至北京。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在元代时裁弯取直，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即京杭大运河。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大远河一直发挥着遭粮运输、维系国家稳定繁荣等重要功能，逐渐成为中华文明高峰时期的国家符号。

2.3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的形胜观念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时认为洛邑自古以来是帝王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炀帝还刻意将宫城对准伊阙山口，使城市与独特的自然景观联系起来。

隋炀帝在洛阳城建造伊始就有意识地将运河水系纳入城市总体布局。洛阳城跨洛河南北、瀍水东西，在城内以洛水为主干兴建了通津渠、漕渠、运渠、泄城渠等渠道，与谷水、洛水、伊水、瀍水等自然河道共同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而又秩序井然的城市水系。

• 通津渠——通津渠为隋大业元年(605年)开凿，自洛阳城西南角入城，向北汇入通济渠，最终汇入洛水。
• 漕渠——漕渠为隋大业二年(606年》由土工监丞任洪则开凿，时名通远渠，是洛阳城以北主要的水运渠道。漕渠自宫城南承福门外分洛水，向东北至立德坊南形成新潭，再向东出城，至偃师再归入洛水。
• 运渠——运渠水引自伊水，自洛阳城东向北流经永通门、建春门汇伊水支渠后，向西流入城内，然后向北注入洛水，是洛阳城南市水运的重要渠道。
• 泄城渠——泄城渠由城北自含嘉城向南，汇入漕渠。

叁 / 工开万物

隋唐大运河的贯通沟通了五大自然水系，跨越了不同的地理与气候区域，形成了长约2700公里的连续水道，反映出古代中国地形测量、水文勘察、规划设计、水工技术、工程组织、航运管理等方面的科学成就。

3.1河道河堤

隋唐大运河所处的自然地理状况异常复杂，在开凿、建设和使用中，基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中国先民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代表性水利工程成就。

• 九堰月陂

版筑是一种夯土技术，具有高效、坚固、美观等特点。在隋朝营建洛阳时，规划师宇文恺在洛阳城外洛水堤岸采用了版筑技术筑堤。为减少河水对堤岸的冲击，作堰九折，形如偃月，故谓之九堰月陂。唐朝在洛阳城外洛水以北修建皇家宫苑上阳宫，并在洛河九堰月陂上建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临水长廊，形成了特殊的“长廊一月陂一河堤”堤岸形式。这使上阳宫处于高爽之地，既保证了宫苑的安全，又享有优美的洛水景观。

• 通济渠商丘夏邑段遗址

商丘夏邑段河堤遗址，是通济渠沿线重要的河道与水工遗存。经考古发掘，南、北两侧大堤间的河道遗存宽约100至120米。两侧河堤均为25至30米宽，在南侧大堤发现了三个不同时期上下叠压夯筑遗迹，印证了通济渠在唐宋时期持续修筑与维护的历史。除采用夯土外，河堤还密集使用了树桩对大堤土体进行加固。

遗址出土了大量船锚、木船板、各类瓷器、陶器等文物标本。南大堤外侧还发掘了宽约16米的顺沿河堤方向的古代道路遗存，印证了史书中关于大运河堤外为管道的记载。

• 柳孜运河遗址

柳孜运河遗址位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作为隋唐大运河水道的重要经转地，柳孜既是漕运中转码头，也是较大的商品集散地，人口众多，客流如云。

柳孜运河遗址是隋唐大运河建筑遗址的重大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隋、唐、宋三个朝代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流经路线、航运方式、运输货物等重要历史事实。遗址主要包括运河河道、左右两岸的河堤、两岸石筑台体、河道中间的石墙体、木桩、木船、灰坑等。

隋唐大运河水源主要来自泥沙较大的黄河，河道宽阔水流缓和，泥沙容易淤积。为解决这种状况，宋代水利专家展现出极高的智慧，将宽阔的河道变窄，让水流变急，再用成排的木桩护岸，保护河堤。

柳孜运河遗址印证了史书中关于“木岸狭河”的记载。

• 吴江古纤道

吴江古纤道，位于江南运河苏州段的吴江塘路。唐代，在太湖东岸由巨石垒筑成石质长堤，逐渐形成塘路。至北宋形成太湖堤。

吴江塘路的修建，实现了运河与太湖的分离，有效减轻了太湖风浪对运河航运的影响，同时为纤夫提供了便捷的纤道。

3.2桥梁码头

大运河的开凿与使用促进了桥梁、码头等水工设施建造技术的大发展。隋唐运河沿线分布着众多桥梁遗存，设计者的奇思妙想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水陆交通问题，同时又兼顾了艺术美感与天人感应的哲思，成为彼时文人墨客和旅人行者诗文游记中的“常客”。

码头是大运河上一类重要的水工设施，是往来舟船的停泊地，同时也是漕粮和商品的集散地。在水运昌盛的交通枢纽，常建造不止一处码头，而码头的兴盛往往也意味着所在集镇和市场的繁荣。

• 洛阳三桥

洛水自西向东横穿洛阳城，形成了洛水上别具一格的城市风光。据《唐六典》载：天下“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也”，体现出洛阳城中桥梁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卓越水平，形成了洛阳城独特的城市风光。

• 马赵营桥梁遗址

马赵营桥梁遗址位于洛阳市西侧的高新区洛河北岸的河滩湿地，2012年发掘。发掘区域内发现有数十块石板，其中一块石板上阴刻有“南阳郡朱仲”，以及百余块“腰铁”。

从该遗址大量使用铁块，以及这块石板上的铭文来看，该处遗址的时代应在汉唐间。从透址位置和石板堆积情况来看，推测应为桥梁遗址。

3.3漕渠与新潭

《河南志·唐城阙古迹》记载，“漕渠...自斗门下枝分洛水。当洛水中流立堰，令水北流入此渠...西溢为新潭”。

隋大业二年(606年)，由于通济渠上游洛水段水浅多石碛，于是在汉魏时期漕运渠道的基础上开漕渠，打通了至洛阳城内的通道，并疏通了前代漕运故道，形成了大运河的起点。

唐大足元年(701年)，由于通远市码头已不能满足运力需求，武则天下令修建新潭码头，作为往来船只的停泊区。新潭通过泄城渠与北面的含嘉仓相连，来自江南、华北的租粟租米大部分经转新潭运至含嘉仓。

• 漕渠的历史沿革

宋代洛阳作为西京，漕渠继续得到疏通和使用。北宋末年，金人入主中原，在隋唐洛阳城东城基础上建中京城，其南墙东段依漕渠故道做护城壕沟，漕渠至此已被废。自金代以后，通向洛阳城的漕运通道在今塔西新村东南流入原洛河故道，西至南关码头遗址，所有船运货物在此下船，由车马运入城内，从而在城外形成车马的集散市场和漕盐市场，也就是今天洛阳老城马市街和盐店口街名的成因。

• 新潭码头遗址一一叠压于金代城墙下的新潭淤土层

2014年在洛阳老城区东南角发现新潭遗址，距现中州渠约10-15米，压于金元明清洛阳城南城墙下。在新潭遗址中清理出宋代梅瓶、白釉瓷碗、石枕残块等文物标本，见证了隋唐时期洛阳繁荣的漕运，也为研究洛阳城市水系格局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4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遗址

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遗址位于商丘古城南约2.5公里处，是通济渠沿线重要的河道与水工遗存。该段建于唐代，北宋时期废弃，展现了唐宋时期通济渠夯土驳岸的形制与工艺，以及通济渠浩大的河道规模，反映了河道历史的线路与走向。

考古调查工作自2007年始，发现的南关段遗址河道长约1公里宽约120米，河深16米，呈东西走向，并在河道南北两侧发现了码头遗存，是目前通济渠沿线发现的一处规模较大的运河遗址。

河道南岸的码头遗址东西长700米，南北宽200余米，总面积约16.8万平方米：北岸码头及附属建筑遗存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余米，面积约24.5万平方米。

遗址出土了大量砖、瓦、陶器、瓷器等遗物，特别是碎瓦块数量较多，另有北宋“熙宁元宝”铜钱等文物，可见历史上通济渠沿岸房屋建筑林立，人员货物交往频繁。

• 第一发掘点位于河道北岸，发掘面积450平方米。清理出建筑、灶等遗迹，出土铜钱、骨质骰子、红陶狗俑，以及大量砖瓦等。
• 第二发掘点位于河道北岸，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清理出一段长约120米的运河夯土河岸，以及3000平方米的河岸面。
• 第三发掘点位于河道南岸，发掘面积300平方米，该处河岸夯土较为纯净，发现有树木遗迹。
• 第四发掘点横跨河道南北两岸，发掘面积1725平方米，该处河道宽度56.6米，出土遗物丰富。

3.5水源船闸

隋唐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自然水系，沿线不同地形、地貌、水文等特点为运河各个河段带来了迥异的背景与挑战，更造就了每个河段独特的技术成就与景观风貌。

• 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遗址

唐朝时期通济渠北端以黄河、洛水为水源，西段起自隋唐洛阳城以西的西苑。西苑是隋唐时期的皇家宫苑，其占地面积是洛阳城的三倍。谷水、洛水交汇于苑中，形成巨大的内陆湖泊，是通济渠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2015年考古工作者对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进行了勘察及抢救性发掘，发掘区域东北距隋唐洛阳城西南城角直线距离19公里。

本次发掘清理出密集排列的木桩、东西对称的石堤岸，及跌落的众多大型石块。石堤岸总长约500米，横跨洛河南北两岸，堤石缝间凿槽，镶嵌铁腰骈连，形成巨大板块，用以拦水，保护堤岸不被冲垮。两堤石内外密集排列有直立的木桩，西侧迎水面的堤石下平铺有木板可使堤岸更加牢固。

• 大运河通济渠沿线水柜分布

大运河沿线的池沼洼地，也是运河的重要水源之一，唐宋汴河(通济渠)附近就有近40处水塘，在因黄河水位突变而导致汴河通航条件变得恶劣时，可以借助湖泊和水柜来调节汴河水量，减少断航的出现。

船闸是为了解决不同水位航道间航运通畅而修建的水工设施。在落差大的河道上修闸门，用以节制水流，保证航深。多个闸门联合运用即为“复闸”，复闸可调节水位来衔接上下游高差，实现船只的平稳通航，其工程构造、工作原理与现代船闸完全相同。

• 长安闸

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记载，最早的复式船闸是真州水闸。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的长安闸则是最早的复式船闸实例。

长安闸始建于贞观八年(634年)，曾是连接江南运河和上塘河水系的重要水利枢纽工程。宋神宗下诏，将长安闸改建为复式船闸，集通航、调节航深、节制水量、水量循环利用多功能于一身，反映了运河水利设施的发展和运河河道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