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芬：我没有留恋，也没有停在那边（上）

林少芬 Lim Sau Hoong

潮州

新加坡

华人（第四代华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班

大学期间，她曾兼职于新加坡广播电台与电视台，主持《焦点三十分》等节目，积累了丰富的广播经验。毕业后，她进入教育学院进修音乐与中文，并于英华初级学院任教，教授音乐与华文，前英华初级学院音乐与中文教师。

前10AM Communications 总裁兼创意总监

曾任奥美广告与BBDO创意总监

任职跨国知名广告公司奥美广（Ogilvy and Mather Advertising）及天联广告（BBDO Advertising）期间曾带领不同创作团队赢得超过500个广告设计奖项；她也在担任由她创办的10AM广告社的执行创意总监期间夺下至少300项国际奖项。

曾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属下的新加坡钞票与硬币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也事职总平价合作社、腾飞瑞资的独立董事，以及Hyfluxshop控股的顾问。

现任：新加坡职工总会基金会董事、新加坡李光耀双语基金会委员、新加坡华社自助会董事。

 

林少芬，广告才女，新加坡广告界的标杆人物，也是华文广告界的代表人物。早年从音乐教师跨界进入广告行业。1988年加入奥美广告，凭借为司各脱鳘鱼肝油创作的广告一鸣惊人，开启广告生涯。代表作包括

等，将东方美学与西方广告范式融合，成为时代精神的符号化表达，被视为华文广告的经典之作。

三十年前，她凭借一首写给司各脱鳘鱼肝油的童谣亮相在大众视野。当同行困于药品广告的监管约束时，她轻巧地跳脱对功效的陈述，用生活场景的符号占领消费者心智。后来在中国银行“高山篇”、“竹林篇”、“麦田篇”和“江河篇”中，更是将禅宗文化凝炼成视觉语言，让金融广告流淌出东方哲学的韵律。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家族分“华”“洋”两派，从小在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交织的氛围里长大，无论是音乐编排还是文字表达，都将中西方文化精华的交融运用到了极致。

“欲望”是林少芬在接受访谈时多次提到的话题。

她同丈夫彭文淳一道买下一间旧五金厂，改建成私人工作室与文创空间，向艺术家转型。她追求美食，热衷时尚，喜欢游山玩水，

物欲也好，情感的欲望也好，有喜欢的东西才会希望拥有，希望拥有才会有商业行为，有商业的行为才会有广告。

林少芬在2008年接受访问时曾说

。2014年从广告行业退休后，她找到了这门“手艺”。她重拾画笔，选择向全职艺术家转型，正如创作的《戴帽女士》（Lady hat）系列中的主人公，始终以背影示人，绝不回头。这种“不回溯”的姿态，恰似她评价自己广告生涯时所说的那句

。淡出广告界后，她投入美术创作，一天可以画八九个小时。

我们的访谈约在中午。她着利落的黑色短袖与黑裙，为了遮住收音用的麦克风，围上了手边的一条围巾。“穿夏装戴围巾看起来会不会很傻？”她笑着问，相比曾经用“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撼动华文广告界的风云人物，更像是刚结束画室创作的艺术家。她的职业生涯映射了新加坡华文广告在转型中的文化焦虑与突破，既受益于1980年代经济腾飞带来的行业机遇，也受限于西洋文化挤占传统文化空间的张力。她作品中的东方意象、对奖项的疏离、晚年转向IP创作的选择，均可视为时代对华文广告创作的持续叩问。她的美学始终游走在商业与艺术、传统与西洋的交界上，成为广告业全盛时期下，华文广告集体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然是因为公司被收购，我有一个期限，他给我了4年的时间，合约到期后我又继续待了2年，公司的小朋友一直跟我说老板不要离开，再继续跟我们一起打拼下去。但是我总是觉得我其实就是再多待几年，到了某个时间，我还是应该会再重新出发，我不能够这样一直混混沌沌地过下去，我必须找到我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每天要过得快快乐乐，所以就毅然的离开，那个决定是有点突然。

我常记得一句话就是“

到时候如果是被“请”下来的，做不下去了，反而就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那时候我画的画就是对我这种心情的诠释，我画了一整系列的画，叫做Lady hat（《戴帽女士》），都是一个女生戴着帽子往前看，永不回头，这就是我的个性。

其实很少。我在广告圈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是广告圈内的朋友，都是圈外的朋友。有时觉得每天都是广告人，回家之后还要跟广告人在一起，周末还要跟广告人在一起，聊的东西都很小，谈的都是谁又得奖了，谁又离职什么这类话题，我其实对这些八卦对这些圈内的事情没有太大兴趣，我喜欢过我自己的生活。回家之后我喜欢看书、听歌、逛街，做我喜欢的事情，所以反而就很少联系。离开广告圈之后我就更少联络了，偶尔有一些好朋友联系我的时候，就八卦给我知道说谁又怎么样，这个公司又被收购了或者又被解雇什么，我大概 Ok就知道而已，所以总体来说都很少往来。

我偶尔会关注一些像David Droga，他的agency、他的转型以及他做出来的比较前卫的东西；也会关注一些广告导演，像Jonathan Glazer，像翻败成功，博士或者是Tony Kaye干了些什么的，还有一些转行拍电影的我也还是会关注。

我其实不太了解现在广告圈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我听说很多公司都开始因为新媒体的改变。这些创意广告公司生存的条件越来越糟糕，4A广告公司，尤其是在国内，我也知道没有像过去那样的蓬勃发展了。

2014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在画画，新加坡的政府机构或是一些私人机构会请我担任他们的顾问或者董事；我有做一些公益，其他时间也练钢琴，种花种草，过得还蛮惬意的。 

当时我的公司被收购，2014年的时候我就决定退休。刚退休的时候也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前几个月我很高兴，每天就去游山玩水，去了一趟新西兰，去了一趟意大利和韩国，因为我先生拍片，我就跟着他去玩。大概半年的时间之后，突然间觉得人好像很空虚，每天就这样混日子是不对的。

我就开始做一些

，想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学过画画，学过音乐，是不是应该朝着这条路走，于是我就开始就买了画布，买了画笔，买了颜料就开始画画。

画画的整个过程其实是2015、2016年才开始的，感觉非常好，因为画画可以让我每天都沉浸在我的画作里，有时候一画就可以画八九个，甚至十个小时。一边画，一边想自己的人生想做些什么，未来要怎么走，就这样很自然而然的就画了八九年。

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在新加坡办了一个画展，把我的整个心路历程呈现出来。原本是因为新加坡有个朋友邀请一些画家去参展，我抱着好玩的心态去参展，原计划是展出两个星期，结果两天居然把画都卖光了，很多朋友就鼓励我继续画，不要放弃。所以退休后专心画画完全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很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

其实我是文案出身，但是因为我小时候有画画，我在新加坡的初级学院，主修美术，对颜色的认识配搭等有点无师自通。后来我在广告公司做创作总监时，很注重美学。很多人找我们做广告的时候，他说他要有一个林少芬的风格，我自己也不晓得林少芬风格是什么，很多人说我就是要你的 Style，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要找的其实是一个“美学”：林少芬的美学。

至于我的美学是什么呢？我自己其实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对颜色非常的敏感，所以在我的广告片里，在我的平面广告或者是户外广告里，他们都说隐隐约约有看到“林少芬的美学”。

 

我的家是比较特别的，家里有两派人。因为我是大家庭出来的，我的好几个叔叔还有伯父都是受英文教育的，但我爸爸是受华文教育的，他思想比较左派，刻意地让我学华文，从小就把我送到儿童剧社学习标准的普通话，请老师教我讲普通话。因为新加坡是双语教育，所以在中文英文上我爸爸都特别的注重。因为家里的影响，我开始就很喜欢接触和华文有关的一切。

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参加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奖品就是一堆书，我爸爸替我选了很多经典：《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小学的时候我把这些书都看完了，这对我以后做广告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有华文传统文化背景，在西方的广告圈成长的广告人，其实常常会有一些碰撞，有时候我会常问我自己，是不是在我的每个广告里边都必须加入一些文化元素？

如果你本身对文化，对历史，对华文这一块有很深的感触，或者是很深的感动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地进到你的作品里。

中国银行系列或者《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的广告其实都有我过去文化的影响，自然而然就呈现在作品里面。

当然有影响。我大学的时候主修社会学，还有翻译。社会学是让你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一个广告人必须接地气，必须认识人性。

翻译则必须大量的阅读、涉猎，除了信达雅，还要对文学有认识。对文学和历史没有认识的时候，翻译是翻不出来的。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第四年会翻很艰深的英文文学。你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时候，不可能一字一字地翻译，最好有一点中文诗词的根底，翻起来才会自然。在翻译中文的时候，比如说“风雅颂”，你要翻成英文的时候，不可能直译，你一定要有一些英文诗的根底。这些对我后来做广告的时候影响是很深的，因为在写文字的时候，在构思的时候，你都会很自然地回想起过去学到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中国银行有一篇《竹动》，第一个字就是“止”，“止而后能观”，“止”英文就是Ponder，停下来。人不能够一直往下冲往上冲，他总是要停一下，让心平静下来，所以它的英文是Ponder。“后能观”，它其实是佛学里边的“观自在”。那么，“止而后能观”用英文翻译是很难翻的，就只能够用一句话——Ponder，就是慢慢地深思，慢慢地回想。然后竹林篇里边有一个是“竹动，风动”，“心动有节，情意不动”，其实也是从佛学里边三个和尚的故事得来的。看到旗子在动，小和尚说是旗在动，另外一个和尚说不是旗动，是风在动。又有一位老和尚说不是，是你们心在动。在做中国银行的广告的时候我就加了一句“有节情意不动”，竹子有气节，人有节情意不动，谈到中国银行跟它的受众群之间的关系，这些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想法都根植于过去大量的阅读。

同样，在江河篇里我写“源远流长”，其实就是把四个字凑在一起。但你想到我们中国银行一路走来，从清朝一直这样走到现代，是因为他背后理财的智慧是一个很长远的思维，在它的生命里继续走下去，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小女孩来代表，这都是过去的经历和阅读对我的帮助。

还有高山篇，谈到一个人的谦卑，谈到一个人对智慧的追求。在追求智慧的历程里，永远是山外有山。当你越谦卑，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时候，你会继续努力，这是一个鼓励。

还有麦田篇。开始看到一个庄稼汉，止而后能观，观他的勤奋，我写富而不骄，这其实也是对经营银行的人，还有每一个受众的提醒。人有钱了之后需要更谦卑，是因为麦子成熟了之后会弯腰，这个也代表人有了钱之后不能够财大气粗。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因为过去我对中华文化的喜爱，阅读了很多经典古籍，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些元素都加进来。

然后在颜色方面，在色彩方面我也有一些处理。我举个例子，麦田篇是金黄色的，竹林篇是青色的，江河篇是很多颜色的，高山篇是泥土的颜色的，大地的颜色。我刻意地把中国人的对色彩的想法等一些中国美学放到里边。

音乐也经过了一些处理。我老公彭文淳是这四支片子的导演，高山篇我们用的是8部的和声，因为它听起来比较沉稳。江河篇我写了一首歌，是“小河弯弯江水弯弯”，它其实是从以前的《小白菜》引申过来的。那么麦田篇就是一个很豪迈的庄稼汉了；还有竹林篇，一般人想到竹林，就想到笛子，我就故意不用笛子，而是用钢琴来表达这几个音符，这就有一点西方的美学的韵味在那里。

 

我大概4、5岁学钢琴，我家有两派，一派是我的叔伯们，都是受英文教育的，每天在家里都是听英文歌曲，所以那些西方的流行音乐我都耳熟能详。

另一派则是我爸爸，他是比较左派的，所以左派歌曲我也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是一个兵》这些，我也会唱。我爸爸是乱听歌的，他也听靡靡之音，那些白光龚秋霞什么的我也都听。

所以，从小在这些音乐养分中成长，让我的耳朵比较敏感，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还让我去学正统的钢琴，接触贝多芬、肖邦、莫扎特，这种乱七八糟的环境对一个小孩来说其实是很困扰的，

后来在中学的时候我开始接触一些爵士乐，我才发现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蛮排斥华文的流行歌曲，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太认真，写的太简单了，尤其是校园歌曲。当我听到很厉害的音乐的时候，我会很感动，然后听到很不好的音乐的时候，我会很焦躁。也因此，在做广告的时候，我对音乐的敏感能够让我在选择广告歌曲的时候花很多心思。

所以跟我合作的音乐家说是最不吃力的，因为我已经告诉他要怎么编排。我公司创意人有时候觉得我对他们很严苛，是因为我会直接告诉他，

虽然有时候这可能不太公平。

后来我自己把所有（我认可的）的歌曲全部输入我的电脑里，并进行归类：比如什么样的广告可以放这个音乐；什么样的歌曲可以放这样的音乐，大概有一两万首歌。我要离职的时候，我的员工就拿了一个硬盘来找我，老板，把你的“资产”送给我，我说好，他们每个人都来拷。有的更“贱”，连硬盘都没有，直接说老板就送我们一个，当做礼物，我也是都拷贝了给他们。后来这些员工不管是留在原公司或者出去外面自己开广告公司，还是去大的广告公司做执行创意总监等等，我觉得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他们习惯了他老板对音乐的这个敏感，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对他们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我看过一个NHK的节目，这个节目是请了很多大师，

每个人来谈一下他们花时间跟小孩相处。然后其中有一位大师，我忘了是久石让还是坂本龙一了，他就告诉他们说 The note of seduction，

在这期节目里，他谈到半音阶，他说如果这首歌是全音阶，就可能不会打动你的心，但是半

像这样短短的10分钟20分钟的节目对小孩的教育是有蛮大的影响。

所以我对我的员工，对我的创意人们也有品味上的要求，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学习音乐品味，并在过程中耳濡目染。这样，他们再去别的公司，至少品味不会太差。

 

坦白说我入行是阴差阳错撞到的。我在大学选修社会学，还有翻译等等，后来我去读了一年的教育学院选修语文和音乐，因为我不知道要读什么。后来我去了英国，想说音乐比较容易教，所以我就选修了音乐。

到初级学院的时候教了一到两年的书，我其实是很不喜欢的。我喜欢学生，但是我不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我看得到未来，但是我喜欢看不到未来，当看到未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看到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在教师休息室的时候“瘫坐”着休息。

由于我的个性是比较爱闯爱冒险，我就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大概是1988、89年，我只教了一到两年的书就离开了。之所以进广告公司是因为有朋友建议我，“你又会音乐，又会美术，又喜欢时尚和逛街，又喜欢文学，什么都喜欢，但又都不够专业，你只能每样都自娱自乐，你的钢琴程度太低了，没有办法登台表演；画的画也真的是有点搞笑，总之都不是很好，每一样都是一半一半，这种半桶水的人做广告是最好的。”听后才惊觉“原来如此”，我就写了100多封信投到各个广告公司，后来回复的只有两家，一家是Saatchi & Saatchi，一家就是奥美。我去Saatchi & Saatchi的时候，对方问我有没有作品，我说没有，就把我干掉了。

然后去奥美，新加坡奥美那时候正值“乱世”，我坐在接待室等了五六个小时才见到创意总监Andrew White，他说ok这里有一个客户的brief，你拿回去，明天早上9点做好了交给我们。

我想现在都已经下午6点了，我还要开车回去，然后洗漱，又要求我第二天9点交，我不是不用睡觉了吗？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他对我的一个考验，我说ok没问题，我就连夜回去写稿，最终写出了三篇，是一个campaign。

我还记得这个客户叫California Cling Peaches，是一个卖桃子罐头的，第二天9点我就去交给创意总监。你知道创意总监都睡到不晓得几点才来的，我在这边等到中午过后他才走进来，他说对，是你，昨天我给你一个brief，你做好了是吗？我说是，他说ok我看一下，也没告诉我答案，他就说你回去吧！我等了三四个星期，他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创意总监觉得还不错，你的三个广告执行出来之后，反响非常好。

他说好，我就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实习生，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奥美，所以进奥美完全是误打误撞的。而实习生的日常就是每天给老板泡咖啡，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翻阅杂志这些简单琐碎的事。

做到后来，终于有一些没人做的案子，包括一个叫做司格脱鳘鱼肝油，以及林子祥代言的红舌狗黑啤酒，是因为他们洋人觉得那个广告有点“土”，所以就交给我。没想到，我做了之后就突然间一炮而红，也因此，我在第二年就升为副创意总监，在那期间，我做了好多个广告，也在业界突然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老板就担心我跳槽，于是就加我薪水，给我一个头衔，做 Associate Creative Director副创意总监，但实际上，我底下是没人的。

又过了一年，我向老板提出，你不能够把什么都交给我做，他说好我给你一个员工来做你的助理。再后来，大老板说我的老总决定离职，他们就升我做创意总监，就这样一路走下来，我在奥美呆了11年，后来我大概负责奥美80%的客户。

 

广告行业在外人看起来是蛮光鲜的，因为广告人都很爱打扮，装神弄鬼，有时候把自己打扮的像很有创意，比如：男生都喜欢扎辫子，女生则穿一身黑。我的同行每个都喜欢开跑车炫一下，我也开了一辆跑车去奥美上班。

我入行的时候，我妈妈说你去奥美广告公司要穿的得体，就带我去shopping，买了整身的香奈儿，整身的Prada，买了好多套。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涂口红，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那个时候的广告圈，至少从外面看是很丰富、很灿烂、很让人羡慕的，而且广告公司的薪水确实也比较可观。以我为例，我入行的时候，如果去教书是1600新币/月，如果你进IBM可能是2000-3000新币/月，文科生比较吃亏。但是在广告公司，当我升为副创意总监，才第二年就是6000新币/月，比我朋友们的薪水高了很多。所以我的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我每个礼拜跟大学同学出来的时候，请他们去日本小馆子吃omakase等等，他们就觉得很羡慕。

 

当时奥美大概有两三百个人，在新加坡算是非常大的规模。我们有创意部门，有Media一个部门，有PR，有Direct marketing（直销），还有Promotion（促销），每个都是一家公司。创意当然是最重要的，创意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团队，一个art，一个writer。还有group head（组长），大家委派出其中一个group head，包括head of art，head of copy，创意总监就是我的那位大老板，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团队，之所以说那时候是“乱世”，因为我的最大的上司的创意总监是Neil French，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房间就在我隔壁，他就让我们大家去“斗”，很残忍的，

他就把Brief和客户什么的写出来，每个人都要做。做了之后进行内部比稿，为了留下来，我们大家都绞尽脑汁，甚至比稿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人偷你的idea，或者有人就去看你做了些什么，大家都在PK， 之后Neil French就召集我们一个个拿出来，不好的他拿着就直接丢过来，有时还会扔到头上，我也被他丢过。所以我们都很习惯洋人老板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也会告诉你要怎么得奖，出一些什么招等等。我们里边有好多有英国派的，有澳洲派的，有美国派的，有本土派的，真正的本土创意人只有两三个而已，整个氛围就变成一种“结党”，虽然不是很健康，但也是创意百花齐放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要超越彼此。

最令我感慨的就是Neil French，他本身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很聪明的创意人，因为他有很好的生活经验，他也做过夜店，在英国做混混，什么事他都干过的，所以他人生经验非常丰富，你听他讲话、跟他聊天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个人的人生经验很不一样，所以他做出来的作品都很生动、有人气的，而不是像一般人躲在里边想一个完全不接地气的创意。他英文非常好，有时候拐弯抹角地骂你，你都不知道他在骂你什么，直到你自己慢慢去查字典，才发现天，他原来骂的那么毒。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老板的底下，虽然很多人都战战兢兢，但我其实是不怕他的，他冲着我骂，我就给他回骂，跟他顶嘴，不过他也喜欢我跟他顶嘴。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在做广告的时候平面比较强，他的排版比去studio排版更加工整，那个字的尺寸，还有数字，logo怎么放，排的都刚刚好，

那样的一个乱世时代，我周边都是卧虎藏龙，有很好的美术，有很好的文案，我在外国人身上学到非常多。为什么？是因为当时候的华文广告我除了要做原创之外，还要替他们翻译，每一个人的翻译都来到我手上，我就开始剖析，开始看诺曼克瑞的美术是怎样的，他跟克莱莫瑞斯结合起来的文案为什么会这样写？谁写的是怎么样，

 

一定会的，新加坡整个社会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尤其是广告行业，还是以英文广告为主。

，在整个广告公司里面可能有二十个从事英文广告的，却只有一个华文创意人。我比较幸运的是，我自己是创意总监，我有办法招到懂华文的创意人，我可以平衡从事华文创意的和从事英文创意的人。

有，几乎每一次都会有。有时候有一些好的客户，比如BMW，IBM，美国运通这些大客户，洋人总是希望由他们做，尤其是预算比较大的时候，预算小的他们都不睬，有时候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争取。像当时奥美的环境，好的创意会跳出来，所以有时候在跟他们争取客户或者争取创意机会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小摩擦。

对新加坡而言，华文广告创作在那个年代算是比较新的，一般老外他们写的英文广告想找一个所谓的华文创意，其实就是让翻译员把它翻成中文，但时间一久，整个客户受众群其实都可以感受到那不是原汁原味的，

很多有华文背景的客户，他们都觉得怎么都是翻译稿？他们需要真正有创意的华文文案，这时，广告公司只能开始寻找能够写出原创华文文案的创意人。

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一批新的华文创意人就开始产生了，而我比较幸运的是在那个年代进入了这个行业，也因此目睹了华文文案开始转型。

英文，California Cling Peaches是我做的第一支广告。创作的第一支电视广告应该是Scott’s Emulsion，司各脱鳘鱼肝油，这个广告立刻在新加坡得到最受欢迎的广告奖，经过两个礼拜观众投票后，第一名是IBM的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的全球广告，第二名就是我的广告，这是我的第一支广告片，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红起来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鳘鱼肝油？其实是很难吃的，味道很腥，后来他推出了橘子味的。但是在新加坡，涉及药性的商品的广告是很难通过审批的，因为食品管控这方面非常严苛。Smithkline Beecham是很大的客户，我们公司接到这个case后，很多人都尝试了，但是只要广告中涉及吃了之后能够帮助孩子长大等类似表达，都无法通过审批。

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想起以前我在奥美上过一堂课，

于是我就写了一个jingle（广告歌），来暗示小孩子成长——

。一个小孩“扣着衣服太紧了，桌子椅子那么小，小房门也钻不了，他的玩具房子都太小了”，然后加一句副歌

，“司各脱鳘鱼肝油陪伴我一起成长了”。在中间植入这些产品，比如他吃了好吃或者快高长大等等，居然就审批通过了。因为从头到尾没讲什么功效，所以反而就这样过关，而且歌曲就很容易就红，旋律也刚刚好对准一般的受众的口味，所以，第一支广告就这样产生了。我那时候还想到一个方法，在那个电台广告还相当红的年代，我建议客户把歌词放在每个产品的包装盒里，每个家长买了产品的时候就可以找到那些歌词，他可以拨电话去电台参加活动节目，只要会唱4个小节就可以得到一个奖品，就这样它的销售额就上来了。

客户对这个项目非常满意，他说不止广告有影响力，而且你的促销方法也有影响力。我常常会想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客户不单单只是一支广告，还要想到怎么样跟受众群互动，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销售额。

很多。我在进入奥美之后，我老板看我得奖，就给我升职加薪，后来为了让我留在奥美还提出可以替我完成心愿。

我说我想要进一步培训，我平时都是在整个洋人的大环境里边，或许可以去华人比较多的广告圈进一步成长，我觉得很有必要，于是他们就送我去台湾培训。在台湾我的老师就是

，他每天带我去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我跟他相处得很好，他也觉得我很有意思，很喜欢吃，也很喜欢玩，我很多朋友都知道，每次他们用美食引诱我，我就赶去吃，吃完就离开，让人觉得好“恐怖”，这个女生来也不打招呼，就是吃完了就离开。孙大伟买了很多滚石的经典CD给我，里边有

。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当然是

因为他偶尔会欺负我。他做了英文广告，他不知道怎么配乐的时候，他就叫我去帮他把全部事情搞定。我就说你这个老板怎么利用我，你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替你做？但是我在他身上也学到很多，包括他的语言的智慧，他用英文的智慧，英文是很美的一种语言，那里边骂人的话也好睿智的话也好，我都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我跟他合作的第一个片子就是中国银行系列广告，那时候刚好流行 MV，我在看Chinese MV的时候看到刘德华的广告，就看到第一次有人把人的肢体语言拍的那么厉害。所以，我说要和他合作拍摄中国银行的广告，刚开始，我的客户不同意，他认为要找张艺谋或者陈凯歌，不能找台湾导演。后来客户就自己去询问了一遍，回复说他们都不愿意拍，我就说还是找彭文淳合作，因为他的美学是我喜欢的风格。后来我跟彭文淳的合作了很多的作品，包括CCTV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立邦漆、索尼等等，全部都是跟彭文淳合作的，一直合作到现在。

这一次芬宝的策展人就是彭文淳，他的美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是用文字来思考画面的一个人。

此外，他对音乐的拿捏也是非常精准，我一直自以为我对音乐很了解，直到我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不是。他激励我很努力很认真地去好好阅读，好好去看这些文字，还有分析音乐。像我很喜欢读木心的书，这也是受彭文淳影响，之前我读木心的书，经常是草草看过，直到后来彭文淳很认真地把木心的所有的书都买来仔细阅读，因此我也跟着受到影响。

我的父母很乐观，我爸爸是那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一个人。小时候我不想读理科，他说，“不要紧，做歌星也行的，爸爸支持你”。所以我在没有压力的环境里成长，读书也好，学习东西也好，学钢琴、学音乐、学舞蹈都是没有压力的，跳舞跳一半不跳也ok，弹钢琴弹不好，考试考不好也无所谓，他们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

我妈妈跟我爸爸经营一个服装工厂，她对美的要求很严苛。她从小就喜欢买名牌。我每个星期都和她一起，跟她的一班太太朋友们去喝茶、购物，所以眼睛变得很刁，因为妈妈都是买最贵的最好的东西。

我开广告公司的时候，妈妈已经过世了，爸爸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如果钱不够就回来家里，我支持你。”

我有几个好闺蜜，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她们都很支持我。像我们自己投资拍电影的时候，花了大概八九十万新币，然后我的闺蜜们就担心我在拍片是不是资金紧张？我说是的，自掏腰包很痛的，她们开车过来一张支票就丢给我了，还说这个不是投资，是送给你的，不用还回去。我做芬宝，都说你做芬宝我们来支持你，我的这些闺蜜每个人都投钱了。现当下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我这次芬宝的联合创始人，她是一个非常大方，执行层面非常细腻的好朋友。我身边有这群的好友亲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记得那时候在台湾华文创意有意识形态，许舜英她们那一挂的，也有奥美这一挂的，我都很关注她们的作品，尤其是奥美的那些广告都影响了我很多，意识形态在美学上的功力非常不错。那时候王财祥作为导演，许舜英作为创意，她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搭配，尽管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但是你总是让人觉得很炫，很美，很特别。我觉得90年代的那一派的创意，台湾人还是做得非常好的。与此同时，而在香港也开始有一批很好的创意人出现，Sunday、还有当时享誉华人圈的名导吴锋豪（Louis Ng)的作品都是香港当时影响许多广告人的。之前还有一些像是朱家鼎为铁达时制作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广告，还有Just Gold，都是百花齐放的。

所以那段时间是最美好的年代。新加坡除了我还有其他的创意人都很认真的在做。

而且相对而言华文广告是比较弱的，不过因为我们受到港台的广告的影响，所以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我们努力去创作更多华文作品。

都没有。如果你问我，每一个都是我每个阶段的作品，但是，我一直往前看，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于代表作，在新加坡每个人都记得我做的红舌狗黑啤酒广告的“你怕黑吗？”，在国内大家记得CCTV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还有立邦漆，中国银行等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其实要把中国银行的那么单纯干净，那么纯粹的一个idea，告诉客户是不容易的。首先你的客户本身条件要好，我是很有幸的碰到一个很好的客户，他叫陈川波，是一个新加坡人，直到今天我都还有跟他保持联系。当我告诉他这个创意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你还没拍出来，我就没办法，包括你提到的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等各方面这样交织在一起，我也很难想象，但我隐隐约约中知道是什么。于是我找了很多参考资料给他，包括那时候我在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就把里边的一些内容划下来送他，告诉他说我这边做了标记。同时，我也买了其他的诗词佛学的书籍，尝试向他诠释何为“观自在”。

我也找了一些关于东西方美学不同风格的的画家作为参考，我告诉他哪里需要留白，哪里需要填满，除此以外还有文字、视频画面、音乐上的参考。他立刻点头同意，虽然他作为最高决策者同意了，但是在他底下有一群中层依然持怀疑态度，因为整个中国银行在一分钟里只有9个直接画面，他们疑惑为什么不加入产品？比如一张银行卡飞出来什么的。听后我当场就傻眼了，内心想着糟了过不了了，陈老先生也很担心，但是他还是一直鼓励我，就等着看一下播出来后的感觉怎么样。

把片子带到北京后，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还有他太太宗璐璐，他们看到了这组片子后，尤其是宗璐璐很感动，提出要见这个作品的创意人，我就从新加坡飞到北京见了宗璐璐，宗璐璐告诉我说中国银行、中国文化、华人文化还有中华文化里边的美，您在片子里做到了非常好的诠释，她当时在纽约生活了七年，伦敦六年，宗璐璐自己也学小提琴，

虽然这个过程是挺累的，但是也挺有意义，我和客户一起携手走过的整个旅程。

林少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也不晓得产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

当碰到对的客户、对的品牌、对的机会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发挥了它的影响力，这是润物细无声的，可能不会让人产生特别剧烈的改变。

 

当时我接到央视拨给我的电话，我以为是假的，骗人的。那时没有EMAIL，就是一个传真发过来告诉我，叫我飞来北京，跟我说中国要加入WTO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想鼓励所有国人勇敢地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

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老公彭文淳导演提议做一条歌舞片，反正我们那时候刚好拍了一些关于歌舞的纪录片，也积累了一些人脉，后来在构思广告语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在拍摄《中国银行》广告的高山篇我去青藏公路勘景时的一件趣事，那个时候我刚好人有三急在找厕所，在一个旷野里我就到处找厕所，厕所找不到就看到一个藏民，我问藏民，我说同志同志请问厕所在哪里？他就说西藏有多大，厕所就有多大。我说藏民很有文采，我就把这句话记下来。后来在想央视的广告的时候，因为想到舞台又想到歌舞片，西藏有多大厕所就有多大，自然而然的就变成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当然这句话听起来不要从厕所变成这句励志名言，有一点粗俗，所以后来央视的领导说少芬，请问是不是因为看到我们中国进入WTO心有感动，所以写出这样的励志的名言，我当然不能够跟他讲厕所的典故，就说是啊是啊。这就是幕后的故事，所以你问我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它的典故就是如此。当时负责这个策划的是央视二套的汪文斌主任。

 

都喜欢也都不喜欢，可以更好，如果今天我再看“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多希望我那时候有更多的舞者，只是当时找不到那么多舞者，但是其实可以有更多舞者、更大的舞台。

像以前香港导演Louis Ng（吳鋒豪）拍摄的万宝路电视广告鼓舞了很多人，可惜我们那时候的预算、能力和人力都做不到那样的水平，所以比较小。今天来看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中国银行》的第四个《江河篇》，我希望全部都是用现场乐器，但是因为预算的不足，所以其中有一些我是用Midi，如果今天你问我要如何拍摄这组片子，我就要全部用整个管弦乐去呈现，所以，

对我而言每一件作品都不会是最好的、最成功的。

我也不晓得业界为什么会这样评价，可能是因为在我的思考里有很多东方的文化。

但我本身其实也蛮洋派的，很多朋友都这么觉得。因为我喜欢吃西餐，很喜欢逛街，周边也有很多受英文教育的朋友，平时沟通我可能百分之六十讲英语，百分之三四十是华语，所以两边还可以游刃有余，可以跨来跨去，都不成问题。我可以用英文思考，也可以用中文思考，所以华文跟英文、西方美学跟东方文化自然而然地就结合了，它不会突兀。

有，但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以前很多人来找我做广告的时候，他说很多人就抱怨，说林少芬好贵，她是业界最贵的创意人。然后我老公就会告诉我，他说，“你回答他们你走遍了多少个美术馆，去过了多少场音乐会，逛了多少座博物馆”，这些都是你过去交的学费。今天你把它全部融合在一起，给你的客户，这个本身就很贵。我听了就笑，我说的确是如此。

 

过去我是这样讲的。今天你看 AI那么发达，翻译绝对不是问题，Deepseek也好，ChatGPT也好，什么“鬼”都可以翻出来了，所以它反而不会成为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因为你都可以做得到。

我记得泰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泰国的创意人是苏迪萨，他的那支Black Cat Beer，他巧妙的把香港的那种功夫片和泰国人的幽默相结合，拍出一支很搞笑的广告，电影感十足。我那时候问苏迪萨、阿迪瓦萨他们那一代泰国创意人，是什么时候觉醒的？

苏迪萨告诉我，

，如果去做评委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泰国帮是很强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他们就一整批人假扮成记者，混进这些赛事里边，把这些作品拍下来，回来之后就开始研究这个广告，123456的公式，然后就照着这样的规则，开始研究要如何打进西方的创意圈子。

我觉得创意人必须先认清自己的弱点和强项，之后你要跳出模板，你必须走自己的路。华文广告圈也应该是这样的，你先学习，找出西方的一套规则，然后结合自身对东方文化的了解，创作出具有创新性、独特性的作品。

对我来说其实很多创意都是这样，比如日本人，他

 

我从来不去看得奖。

一般也都是公司替我参赛，所以得了什么奖其实我也忘了。我也很少去现场领奖，有时候找公司同事去帮忙领奖，因为奖项只是一个鼓励，它不代表什么。后来她们也有帮我统计过得了多少奖，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能早年做的“鱼肝油”广告是我的第一支得奖的作品。

我不晓得国内的环境是怎么样，得奖跟加薪有没有挂钩。我们那个时候在得奖之后，的确是有给我加薪，但是国内国外的奖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如果你去参加这些比赛，做评委，

我在戛纳做评委的时候，就有看到这是西班牙语系的，这是英语语系的，这是华语、日语等等，大家有不同的圈子。然后这是奥美系，这是什么系，大家都有私心，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会玩一些小手段。创意人如果频频追着得奖这件事，其实在某个阶段很容易感到失落与茫然。如果得奖是你的最终目的，你会忘了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因为那只是一个“不会终止的游戏”，广告人如果没有自知之明，就很容易会掉进里边跑不出来。

我举个例子，我在新加坡看到很多很爱做飞机稿的人，他们一辈子都没做过真正的广告，他在公司老板给他特别的业务就是做飞机稿赢奖，这其实是蛮可怜的，因为如果他失掉那份工作，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出来，几乎都没有一技之长，他不知道怎么去做商业化，他只能够自己凭空看了很多外国广告，东抄抄西抄抄，然后做不出一个真的广告来，这有什么意思呢？

 

我对中国的市场不太了解，已经有十年的断层了，我在新加坡有看到像“华与华”，他们在机场做很“叶茂中式”的那些广告，但这些是否能够成功帮品牌出海到东南亚国家？我不确定。

我个人觉得这些华文广告可能还是有点水土不服，所以我觉得想要真正实现出海，还是要有国际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