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剃发令》

尺寸140x200cm

2011年广州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创作之一，

同题材作品较少，此图在汉服圈子广有传播。

在翻阅资料中，一篇论文《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给我带来启发。关于辫子，可以画成一个组画：清初的“剃发令”、太平天国的“蓄发令”和民初的“剪辫令”。随后又在网络上读到一篇蝶之翼写作于2005年1月的论文《屠刀下的文明——汉服的非正常消亡史》，尤感震动，随即查阅更多的史料，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等时人的笔记，对这段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不是一般的王朝更迭、江山易主，还涉及到更深更广的社会风俗，文化精神等层面。我们的现实疏远了一种华夏民族内在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气质，正是源于三百年前的这场血色裂变：屠刀铁蹄威逼着进行的“剃发易服”。刚入关的清廷为把汉人从心理上彻底征服，颁布剃发易服令，当年剃发易服令云：“金钱鼠尾（脑后留一撮铜钱大小的头发，编成小辫），乃新朝之雅制，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俗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从公元1645年到公元1683年，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八年之后，长袍、马褂、瓜皮帽，一条金钱鼠尾的辫子遍及中华。束发、右衽、峨冠博带，衣袂飘逸的汉服形象日渐漶漫，被抹杀在了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从史实可见，辫子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发式风俗符号，它涉及到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文化层面。满汉民族在三百年间的对立冲突，对头发的认知差异是产生的因素之一，两个民族对辫子代表的不同政治、文化内涵的解读以及各自所持有的强硬的态度是斗争的根源。 剃发令和剪辫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后者虽远远不及前者血腥残暴，但都以暴力手段推广。二者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这种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的事件非常适合画成系列组画。有所比较的系列画面，比单幅更能引发观众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