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浪《诗句的分行》

刘浪对于诗句的理解和分析，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看看哦，诗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代表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一下是我对诗句的感觉和理解：

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最直观的特征是分行。当一段文字以分行形式出现，就会本能地调动起读者诗的敏感，进入诗的语境。但如果读完发现，这些文字并无诗意，甚至横排起来还不如散文，分行就会成为一种原罪，一种被人嘲讽的对象。比如，诗是分行游戏，会敲回车的都是诗人，等等。这涉及一个基本的逻辑常识：诗是分行的，但分行的一定是诗吗？显然不是。在古代，诗是格律的，但符合格律的也不一定是诗。多少庸人，只要掌握格律那一套，往里填字，就能混成个诗人，和现在用分行冒充诗人如出一辙。他们都把形式作为掩体，来遮盖内在诗意的不足。诗与非诗之辨，决非只看外表这样皮相。真正的诗，即便横着写，它也是诗。它先是诗，然后才分行，而不是先分行，然后才是诗。

有人问：既然横竖都是诗，为何一定要竖着？这是由诗的本质决定的。诗的本质要求诗只有竖起来才能达到诗意的最大化，即突出语言和增加美感。

诗是语言的炼金术。被写成诗的文字，和一般文字，在含金量上有不啻天渊的差别。倘把它们揉在一起，不加以区分，无疑是对诗的蒙蔽。分行，就是为了去蔽，与日常语言划清界限，像一座尖峰，从语言的连绵起伏中孤耸出来。这并不陌生，我们写其他文体时，早已惯用这样的手法：为强调某个词或某句话，而令其单独成段，造成放大、突兀的效果。可见，分行是一种奢侈，是对重要文字的高级礼遇。诗，就要写得每一行都配得上这样的礼遇。很多人之所以写出非诗甚至反诗的东西，就是因为忘了分行的初衷，以为写诗就要分行，无论写的什么，先分行再说。分行在他们那里，成了最廉价的劳动，随便一段废话，敲几个回车就算是诗，这是对诗莫大的侮辱。

诗的美感既来自语言内部，有缤纷的意象，幽深的境界；也来自语言外部，有匀称的结构，动人的旋律。分行是为了增加语言外部的美：视觉美和听觉美（或曰建筑美和音韵美）。在这点上，古诗可谓做到了极致：以四字、五字或七字为一行，行中有调，行尾有韵。我们承认，若能淋漓地表现诗意，同时兼顾形式，那是最理想的。因为格律确实有一种能力：使情绪得到最有力的传达，且朗朗上口，易于传诵。但是，当古诗碰到现代文明，当格律遭遇现代意象，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借用戴望舒鞋子与脚的比喻，硬把自己的脚往古人的鞋子里去伸，结果当然只有削足适履，以减损诗意来妥协形式。新月派曾倡导的半格律体，随着新诗的发展而被淘汰，便是教训。白话是一种松弛的语言，富于弹性，不像文言绷得很紧，若受格律限制，难免拘谨，机械，乃至空洞。文笔矫健如闻一多者，也只是把《死水》写出了一些微澜，其整饬的外形下，用字的牵强和凑韵的窘态，还是比较明显的。

为了更深地开掘诗意而不是耽溺于格律的玩味，诗的散文化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倾向。这既符合诗的演变历史：从相对自由（古体诗），到极度规整（近体诗），再到逐步松散（词，小令），最后彻底解放（白话诗）；也符合新诗自身的特质：古诗善于唤起感受，新诗善于唤起沉思，而沉思的叙述往往是缓慢的，渐进的，无法格律化的。新诗疏于形式，是要最大程度地触碰生活深处的诗意，因此它适合看，不适合吟咏。但疏于形式，并非不要形式。诗的形式，仍然可以借助恰当的分行来实现。其自由在于：诗没有固定的形式，因而没有固定的分行规则，适用于这首诗的分行，未必适用于下一首，但每首诗都有一个契合它的分行，需要诗人去感受和发现。这个过程十分隐秘，它基于一个人长期的诗歌训练所养成的艺术直觉，非理论文字能够说清道明。在此举两个特例。一个是马拉美的《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是一首排列混乱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