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文论】蓬莱传统剪纸考析 / 顾朋泉

■《蓬莱胜景》/ 清代

一、蓬莱传统剪纸考析

■图1《佳节喜来财》 （门笺）/ 20世纪90年代

门笺在全国各地分布极广，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名称。蓬莱当地最为普遍的叫法是“罗门钱”“过门钱”等，都为五张一套，形式基本相同，分别用大红、水红、黄、黄绿、大绿（蓝）五种颜色制成。门笺一次可制作几十甚至上百张，多由职业或是半职业的男性在农闲之时用木槌和凿刀按照样稿一刀一刀的凿出。从《蓬莱县志》关于它的记载至今，虽然已逾300多年的历史，但此形式的剪纸在民间依然十分的盛行，每逢春节，乡间必定张贴，它们不仅仅是一种节日装饰品，而更多的是成为了人们深入骨髓的记忆。

蓬莱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旧为登州（府）所在地。它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与辽宁半岛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温度适宜，海岸线蜿蜒曲折，景色优美，被世人誉为是“人间仙境”。

一、蓬莱剪纸的历史、分布及特点

剪纸在蓬莱，通常被称为“抠花”。关于它的史料记载可追溯到明·泰昌《登州府志》之丧祭礼：“初终告讣，挂门纸，①亲识往吊，主人哭甚哀……”。在清·康熙《蓬莱县志》风俗之除夜中有载：“换门神桃符，立天地灯，以五彩纸挂门（图1）②，戊夜明燎，爆竹，礼百神，祀先祖。事毕，群卑幼弟子，各为其尊长父兄称觞，为之守岁。” 由此可以看出以剪纸作为装饰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明清时期在整个地区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蓬莱剪纸主要集中分布于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如北沟镇、刘家沟镇、潮水镇、大季家镇（现为烟台管辖）以及蓬莱南部山区的村里集、小门家镇和大辛店镇等地。

蓬莱剪纸在整体的风格上，艺人们多采用阴阳结合的表现手法，运用大面积的阴和大面积的阳构成对比；采用粗线条与细线条相互结合的表现形式。构图严谨，疏密得当，画面富有强烈的节奏感，造型美观而生动。

■图2《和合二仙》（窗花）/ 清代

相传他们是唐朝时期的人，两人私交甚好，亲如兄弟。在结婚前昔寒山得到了他们共爱这一女的消息，便独自悄悄地离开了。不久后拾得知道了此事，开始寻找寒山，两人见面后都愿意为彼此而放弃此女。他们互相被对方而感动，最后决定放弃红尘，剃度出家，立庙“寒山寺”。直至清代雍正皇帝才正式封寒山、拾得为“合圣”，他们相亲相爱，笑容满面，十分惹人喜爱。民间推崇他们为掌管婚姻的喜神，用剪纸将他们的形象塑造出来，借此祝贺新婚夫妇能够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和合二仙”是中国传统典型的象征形象，几百年来其作为”家庭和合、婚姻美满”的意义早已深入人心。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合二仙”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它是“和合文化”的象征，也是“和谐社会”的象征，更是“和平世界”的象征。

蓬莱剪纸的内容丰富，无所不包，它们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节日，人生礼仪，家居装饰，生活器具等等。其中尤以窗花最具特色，旧时此地的民居主要装有栅栏状的棂子窗和方格子窗。“悟灵人”③为了把窗花适应这种窗户造型的需要，他们想到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解决办法，将一幅完整的画面拆分成等比例的竖条，然后逐条剪出，再依次贴于白色的窗纸上。这样一来既躲避开了窗棂的遮挡，又完美的复原了整个图案（图2）。

■图3《小剪纸》 （窗花）/ 清代

蓬莱的小窗花，往往是艺人们用剪剩的废纸头所做，内容多为常见的花鸟、人物、动物、房舍等等，每件只有2~3厘米，更有甚者如指甲盖大小，可以说是最小的剪纸了，所剪内容虽在方寸之间，但都表现的十分生动、逼真，极富生活趣味。

■左图：图4-1《窗风 》（窗花）/ 民国 ■右图：图4-2《窗风 》（窗花）/ 民国

窗风又叫“烟格”，是窗花的一种。蓬莱地区属北方，冬季寒冷，门窗紧闭，容易造成通风不畅；烧炭取暖也会导致煤烟无法散去，人们通常会留出窗户最上排的正方型格子，不糊窗户纸，将窗风贴于此处，以便内外空气的流通。窗风分为两类。（图4-1）此窗风多用于夏天，粘贴要将四边都贴实在窗棂上；（图4-2）此类窗风多带有流苏（地方称“穗头”），跟门笺的贴法一样，只需粘贴最上面的边，多见于冬天。窗风的内容十分丰富，较常见的有瓜果，花鸟，鱼虫，几何图形等等。窗风剪纸不仅起到了很好的装饰效果又增加了实用功能。

蓬莱剪纸的张贴也是相当的讲究，棂子窗多为上下两扇，常在每扇的中间贴一个大花，俗名“窗心”，一般有4-10几条不等，多为偶数，偶见奇数；四角贴三角形的角花，称作“窗角”；剩余地方就随意点缀小幅剪纸（图3）。有的还会在窗前悬挂能够随风而上下左右活动的玩具类剪纸，如常见的“斗鸡”、“斗马”、“狮子滚绣球”等，在美观的同时又增加了生活的情趣（图4-1、图4-2）。

二、蓬莱剪纸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蓬莱剪纸的多样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世世代代的民间艺人们不断的实践与总结，最终形成的结果。

第一、受装饰器物需求的影响

蓬莱传统民居窗户数量较少，窗上棂梁较多，屋内采光差，光线较暗。所以艺人们在制作窗花时，更加注重技巧的熟练掌握，不断的进行自我挑战，将线条剪的若断若连，把锯齿(俗称“毛”)打的细如发丝。这样既不影响屋内的采光，同时又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墙花不受窗户限制和采光的影响，尺寸大小可根据需要自由调整，它们相对于窗花要粗犷很多，黑白对比强列，适于远观；笸箩花多装饰在器物的表面与边缘，要经得起手的摩擦，所以画面相对较整，线条也比较粗壮。

第二、巫术文化及传统宗教的影响

1、巫术文化对蓬莱剪纸的影响

文艺的起源与巫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的民间艺术形式从原始的巫术与祭祀文化中产生，巫术文化又以民间艺术作为载体为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而不断的发展。巫术产生于人类的初期，在原始状态下他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生老病死等各种自然现象都产生了无限的神秘感与恐惧感，当面对这些现象而无法解释的时候，他们认为冥冥之中是有神灵在操控着一切，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中介来进行人类和神灵之间的沟通，这个中介就是“巫师”。人们希望巫师能给他们化除一切灾难，希望通过巫术活动得到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大量与巫术相关的各种“巫术法器”，比如陶俑、壁画、剪纸等等。

蓬莱自新石器时代以后，灵魂崇拜流行，长期盛行巫术、傩仪及各种驱鬼占卜之术，西周战国时期民间大小事皆卜于神鬼。此后历代沿袭，不断演变。明泰昌《登州府志》卷十二人事志之“农末”中载：“登州“医、巫、星、卜与他郡略同，而居民多信巫，不信医，每遇星卜之类，群聚而观之，要之多游民也。”清末境内乡间十分流行打灾、请神、扶乱及各种神鬼禁忌的活动。巫术活动的虚妄意识造就、烘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神秘境界，人们寻求幸福、摆脱苦难的世俗愿望在活动中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人们进而把目光投向了代表巫术的物质造型上，通过民间艺术的造型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在这里，人们的意愿不必通过巫术活动的狂迷达到心里的抚慰，而是直接借助造型的呈现方式，通过感受的直接性与视觉的真实性造成愉悦的心理体验。带有巫术色彩的民间美术造型由巫师的创造过渡到民间百姓的主动创造，由巫师间接追求物质生活的需求转向直接的精神需求。人们通过民间艺术的创作活动，开始主动地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④如蓬莱民间一直流行用纸剪一排手拉手的小人，为受到惊吓而大哭不止或是掉了魂而久睡不醒的小孩招魂附体。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当地人用来驱除病魔、招魂附体的一种“巫术法器”。由丧葬习俗中衍生出的纸人、纸马、花圈、魂幡等，也是对原始巫术信仰的传承与发展的结果，都带有着浓厚的巫术文化色彩。

2、道教对蓬莱剪纸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以“道”为最高的信仰，它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的观念上，又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承袭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逐渐衍化而成。⑤它的形成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胶东是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道士王重阳在昆嵛山（今烟台牟平区）创立。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他曾栖身于蓬莱城南修真观创“三教玉华会”。其弟子丘处机未晋见成吉思汗之前，也曾长期在蓬莱设坛传教，境内的丘山即因丘处机隐居于此而得名，故又名“隐丘山”，山上曾建有丘祖殿。从元至清期境内的道教活动一直十分兴盛，各种道教建筑林立，在《蓬莱县志》中有明确记载的道观多达97座。

■图5《艾虎》（门花）/ 清代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为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古人认为五月是五毒出没的时间，是一个不吉利的日月。所以端午这天人们想尽各种办法驱除害虫、躲避瘟疫。蓬莱当地的民众会剪制“五毒葫芦”、“艾虎”、“七星宝剑”、“黄牛”等等，在端午这天进行张贴，以求达到驱瘟辟邪的效果。“艾虎”是用红纸剪老虎形，绿纸剪艾叶形，后面附上黄表纸。百姓将老虎视为百兽之王，认为只要用与老虎有关联的物件，都可以起到镇宅驱邪、保佑安宁的作用。

道教举行的各类法事，被称为“科仪”，它是进行神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形式。人们将内心的愿望通过符咒、剪纸（例如：斋醮门笺、引魂幡和佛帘等等），希望在整个法事活动中能够起到消灾解厄、祛病延寿、祈保平安、度亡生方的作用。符箓科仪是道教斋醮科仪中的一种，道教认为符箓可以调动鬼神，用发符箓的方式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目标。蓬莱地区端午节中所用的剪纸都是对符箓科仪形式的最好体现（图5）。

蓬莱自古就有着浓厚的神仙传说文化。蓬莱紧靠大海，其中似有若无、变化莫测的海市奇观，再加上始于远古的日主、月主、阴主、阳主的民间偶像崇拜，激发了古人无限而丰富的想象力，从而孕育出了超然浪漫、独树一帜的“神仙文化”。如《列子·汤问》中说：“勃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而《史记·封禅书》中有关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的描绘更是活灵活现：“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图6《海市蜃楼 》（窗花 ）/ 清代

蜃在《国语·晋语》中解释:“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类也。”古人认为是蜃吐出蜃气，而幻化成亭台楼阁。海市蜃楼其实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它是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发生折射或全反射时而造成的结果。海市因显示时相对于地平面所处的位置不同，可分为上现、下现和侧现海市。蓬莱海市属于上现海市，与其它地区相比，不仅出现频率高，而且景象内容也十分丰富。

蓬莱是中国出现海市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先民们将自己内心的理想与这明灭变幻的自然景象相互结合，从而产生了众多以海市为题材的剪纸，这些传世的作品无一不反映出燕齐文化中所蕴含的神话色彩（图6）。

秦汉时期，由于受到秦始皇与汉武帝寻仙活动的影响，使得蓬莱境内的民间仙崇拜十分盛行，关于安期生、王和平等仙人传说开始不断的流传。五代宋初，有关吕洞宾的神话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内丹道教开始发展，两宋之际即盛传“钟吕金丹道”。金元时全真道教兴起，境内道教活动剧增，民间盛行各种神仙传说，原本流行于外地的诸多神仙传说亦纷纷附着于蓬莱。道家将钟离权、吕洞宾等推为北五祖，借此来更好的宣扬其教法。传说通过地方杂剧、话本与道教神仙相互演衍，使八仙故事加速演化，内容日益繁富。”吕洞宾逐渐成为八仙中的核心人物，被道教称之为吕祖，明代蓬莱丹崖山上也出现了专祀吕洞宾的建筑“吕祖殿”。

■图7《暗八仙》熏样（窗花）/ 清代

暗八仙也称“道家八宝”。此纹样中并不出现人物，而是以道教中八仙各自的所持法器来代表各位神仙。暗八仙以扇子代表汉钟离，以宝剑代表吕洞宾，以葫芦和拐仗代表李铁拐，以阴阳板代表曹国舅，以花篮代表蓝采和，以渔鼓代表张果老，以笛子代表韩湘子，以荷花代表何仙姑。自古以道教八仙而闻名天下的蓬莱，自然而然的就衍生出了大量以此为题材的艺术表现形式。

明代以后，境内神仙崇拜逐渐弱化，而表达对美好境界的向往和反映民意向背的功能逐渐增强。在诸多神仙中尤重八仙，民间有“八仙过海”、“苏东坡访八仙”、“九顶会仙山”、“铁拐李收伏蝗精李吉”等各种传说。这些传说产生与兴起为蓬莱剪纸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艺人们用剪纸更是将其演绎的淋漓尽致，形式丰富多彩，常见的有“云八仙”、“站八仙”、“坐八仙”与暗八仙等等（图7）。

3、佛教对蓬莱剪纸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两晋时传入蓬莱，于北魏中后期兴起。唐代一度繁荣。而后的宋、金、元、明一直到清朝的中期境内的佛教活动一直稳步发展。据《蓬莱县志》记载，蓬莱境内先后建有佛教寺庵70余座，较为著名的有：开元寺（位于县城内西南隅）、普净寺（位于县城北门外）、弥勒寺（位于丹崖山南路）、千佛寺（位于蓬莱阁前），另有崮山院、观音堂、白衣庵、地藏庵、圆通庵、吉祥庵，亦较有名。

■图8《十八罗汉》熏样（窗花）/ 清代

佛教的传入对蓬莱剪纸造型及文化的渗透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套窗花就是很好的说服。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最早是由印度传入中国。十八罗汉是宋人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降龙与伏虎两位罗汉而成。传说他们均为释迦摩尼的弟子。此剪纸很可能是由蓬莱民间的佛教信徒所创作。每张人物的身高平均约为6公分，整体造型憨态可掬、表情惟妙惟肖。但也不难看出人的脑袋过于偏大，与人的身高够不成比例，而这并不影响效果，恰恰说明了民间艺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不求其形，但求其神”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样一来将大大的缩短了人与佛之间的距离，更能让人产生一种亲近感。

佛教为人们很好阐述了生死及因果的问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观念的产生，鼓励了人们要一心向善，积极地除掉恶习，可以通过佛法的标准不断的修行从而达到内心的清净，不再妄生邪念。佛家只要你信佛就可以使你脱离苦海的思想是百姓所向往的，他们的愿望通过佛教里的形象来得以实现。如“观世音”、“弥勒佛”、“十八罗汉”等等（图8），观世音菩萨一位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慈祥母亲的形象，每每能使人有一种心情舒畅、解除烦恼、自在超脱的感觉，从而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佛家的八宝同样如此，宝伞代表了至上权威和保佑平安；宝瓶代表了功德圆满；金鱼代表了自由与超越；莲花代表至清至纯的清净；法螺代表了名声远扬；盘长代表回环贯彻、一切通明；法轮代表万劫不息；白盖代表了普度众生。这些由佛家所幻化出来的造型也都成为了百姓们心灵慰籍的法宝。

4、儒学对蓬莱剪纸的影响

在悠久的华夏文明之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有主导的统治地位。两汉时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齐人性格越来越多的受到儒家思想的规范，儒家文化是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形式存在于人们思想的深处并承袭下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深入人心。孔子创立的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宗法世袭制度，从人际关系约定人的上下尊卑，以伦理道德维系人际关系。⑥这些制度不仅对中国传统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对人民的生活方式、民间习俗、民间艺术产生诸多的影响。

民间剪纸艺术是人们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反映着民众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信仰。因此，传统文化观念在民间剪纸艺术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渗透。关于人生礼俗中受传统儒家孝道观念影响的剪纸作品有很多。如诞生礼仪是热爱生命的孝道理念在民间行为中最好的体现，反映在蓬莱剪纸就是中祈嗣贺生主题的剪纸，常见有“麒麟送子”、“连中三元”、“状元及第”、“鱼跃龙门”等等。

■图9《菊花》（窗花 ）/ 清代

此幅传世的菊花剪纸，可以堪称是蓬莱剪纸的经典之作。那灵动的花枝像是要冲破牢笼般束缚的状态，不正是说明了菊花那坚贞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节吗！作品中花的“静”与花枝的“动”，一张一弛、一阴一阳被艺人们捕捉的恰到好处。巧妙的设计，繁复的制作工艺，菊花那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通过纸张被表现的如此微妙。不得不说这是蓬莱古人的智慧，也是中国人的智慧，同时也很好的验证了一句流传已久的胶东俗语“栖霞的粮，黄县（今龙口）的房，蓬莱净出好姑娘”。

儒家倡导“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同时也影响和规范剪纸的题材的创作。孔子用“松、竹、梅”岁寒三友，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作为高贵品质与崇高品格的礼赞（图9）。

儒家、道家以及被本土化了的佛家共同构成了博大而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的形成，同时也对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构成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第三、文人士大夫对蓬莱剪纸的影响

■图10《苏小妹三难新郎》（窗花）/ 清代

相传，宋代著名的才子秦少游在一次宴会中，与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偶然相遇，便对其产生了爱慕之心，两人最终喜结连理。洞房花烛之夜，苏小妹命令自己的丫鬟将其锁在门外，想试探一下新郎的才华。于是便出了三副对联，前两联秦少游都对答如流，唯有第三联，苏小妹出的上联是“闭门推出窗前月”；秦少游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下联来。这一切都被楼上暗中观察的苏东坡是看在眼里而急在心里，忽然他灵机一动，拿起一块石头投入月光映照下的池塘中。秦少游看到此景，瞬间恍然大悟，立即对出下联“投石击破水中天”。这便是整个故事的由来。此幅剪纸多为人们布置婚房时所用，它的产生，一是说明了人们想借两位才子佳人来隐喻新婚夫妇男才女貌、天作之合的美好祝愿；二则是说明了百姓对这位曾做过登州知府的苏轼的感念之情，人们自发建于蓬莱阁附近的苏公祠就是最好的见证。

蓬莱人杰地灵，文官武将名人辈出，自明清两朝的文武举人、进士就有五百五十多人。由明代监察御史浦鈜、刑部尚书陈其学、民族英雄戚继光；清代礼部尚书沙澄、军事将领宋庆；民国内务总长孙丹林、军阀首领吴佩孚、著名教育家杨振声等等。此地由于受到孔孟思想的教化，识文断字者众多，再加之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变化莫测的海市奇观，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来此驻足，使得此地的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图10）。

■图11《俞伯牙遇知音 》（窗花）/ 清代

此幅作品是蓬莱文人剪纸的典型代表之一。作品讲述俞伯牙是一位琴仙，常常自己作曲，自己演奏。然而由于琴曲高妙，一般人听不懂他弹的是什么，唯有一位叫钟子期的人，听出了他弹的是一曲《高山流水》。于是钟子期被俞伯牙视为知音，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后来钟子期死去，俞伯牙便将古琴摔坏，不再弹琴。因为他觉得钟子期死后，世上再无知音了，他弹得曲子也再无人能听的懂了。相传俞伯牙的老师成连为了能够让俞伯牙更好的体会到琴曲内所蕴含的精神，于是便带他去了蓬莱，他从蓬莱的山水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奥妙，终成就了一首传世的名曲《水仙操》。

文人士大夫们为了能够更好的陶冶个人情操，因此，他们常常寄情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图11）。他们当看到这些源自于民间的剪纸艺术，不仅没有排斥，兴之所至反而还参与其中，或剪或画，好不惬意。这些作品往往带有着浓厚的文人情趣和文人思想。文人士大夫们希望通过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能够将自己内心远大的抱负和厌世的情绪得以抒发。他们将剪纸作为个人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在他们眼里这些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它们象征着洁身自好，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高尚品格。

陈师曾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曾说：“画中带有文学性质，含有文人趣味，不在画中考研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情，此乃所谓文人画”。文人士大夫参与创作的剪纸亦是如此，是文人一时之兴，以剪代笔，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洒脱的人生和豁达的胸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的人生格调，将文人士大夫所追求那种高雅又不流于俗套的意境完美的展现了出来。

■左图：图12-1《文房清供》（窗花 ）/ 清代 ■右图：图12-2《庭院一隅》（窗花 ）/ 清代

人们将画面中绘有瓷器、铜器，玉石及文房墨宝的图案的称为“博古图”。寓意“博古通今”。 博古、文房清供这多被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心爱之物，不仅表达了文人士大夫对礼仪文化的崇尚，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他们高情远致的品格。相传蓬莱清代著名的书画家张香海、沈化龙，陶诗等人都曾参与过对剪纸样稿的设计。文人雅士所参与创作的剪纸突破了民间剪纸的表现形式，画面中所表现出的物体往往会比较写实，构图上超越了民间剪纸的平面化，出现了前后遮挡的关系，这样一来便使画面有了很强的立体空间效果，这也是文人剪纸有别于民间剪纸的又一大特点。

文人士大夫参与创作的剪纸有别于民间艺人。他们常常取材于山水、花鸟、木石、文房清供等等（图12-1、图12-2）。他们自成一派，清新而淡雅，它们所特有的“雅”与民间剪纸的“俗”并驾齐驱；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人剪纸，而这些剪纸同时也为我们来了解蓬莱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有理可依、有据可循的宝贵资料。

第四、海上贸易对蓬莱剪纸的影响

在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曾流传着这样一句市井俚语“蓬莱腿子”、“黄县（龙口）嘴子”、“掖县（莱州）鬼子”。当我们初看到这些带有贬义的词语时，通常会认为这是对人的一种“嘲讽”。其实则不然，它却是对那些具有商业头脑、擅于经营而又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人的赞誉。此处的人为何善于经商？首先是因为这些地方所处的地理位置，仅靠渤海湾，其背后又有物产丰富的内陆地区为依托，蓬莱自古就有鱼盐之利再加上便利的海上交通，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的中心。

■图13《摇钱树 》（窗花）/ 清代

此类题材是用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意义。摇钱树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是一种财富之源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此幅作品不仅寄托了人们的情感，更表达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渴望和对财富的追求。

神龙三年（707年）登州治所迁到蓬莱，蓬莱港因与治所同城，亦称作“登州港”。由于军运与商运的需要，登州港开始进入更加繁盛的时期，《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述当时通往“四夷”最为重要道路共有七条，但仅有两条海路，一条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另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蓬莱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使登州后来发展成为同泉州、扬州、广州齐名的四大通商口岸，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之一。根据记载日本来华的遣唐共有十九次，其中约有半数是通过登州赴日本的航线来往的。到了北宋初期登州港更加的繁荣，除了通往日本和朝鲜的航线以外，同时还拥有南下到扬州和明州（今宁波）的国内航线，元代的海上漕运航线便是在这条南下航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庆历二年（1042年）因与金兵隔海对峙，便在登州港筑“刀鱼寨”，屯兵防金。北宋末年，金兵跨渤海南侵，于熙宁二年（1074年）朝廷下令将登州港封闭。至元十九年（1282年）登州港复兴，后设山东分元帅府。明代建水城，又在此设立登州卫、海防道，由此成为了北方重镇。清代登州镇驻兵于此，统辖山东全省军备。⑦登州港随即也成为了军商两用港口，有过“沿岸皆水榭，笙歌达旦，商贾云集，富甲一方”的繁荣景象（图13）。

据朝鲜李朝史料《备边司誊录》中，曾记载过40艘中国海洋贸易船只，其中有11艘为登州海船，其余的则是来自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广东等地，贸易货物往南输出柞蚕茧、黄豆、中草药（紫草、杏仁、防风、白蜡等）以及生猪等等，从南方运回的有各色布匹、瓷器、棉花等，这些记载不仅清楚的记录了货物的名称，同时也说明了清代时期登州港口繁盛的海运事业。

■图14《杨家将》熏样（窗花）/ 清末

清朝光绪年间，外来戏曲开始传入蓬莱，它们不断的与地方曲艺相融，最终形成较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戏曲，如“蓬莱小戏”、“蓬莱大鼓”、“梁派大鼓”等等。它们与同一时期传入的京剧、吕剧并驾齐驱，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达到了鼎盛，几乎遍布于全县。戏曲的传入说明城市之间的交流逐渐趋于频繁，而这频繁的背后恰恰也更加说明了是因为水陆交通的越来越便捷。戏曲的蓬勃发展也为蓬莱剪纸的创作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从此戏曲类的剪纸便在蓬莱大地上应运而生。以剪纸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戏曲，是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也是戏曲艺术的另一种再现。

以蓬莱为起点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艺术、习俗等多方面的交流（图14）。其境内的妈祖信仰就是最好的例证。起源于我国福建莆田的妈祖文化，也随着海上航运的发展逐步传入山东半岛，并被当地的渔民广泛的接受，尊称其为“海神娘娘”。他们为此还建造了庙宇以供侍奉。目前蓬莱境内两处保存完好的天后宫（妈祖庙），一处是蓬莱阁西侧的天后宫；一处为长岛县庙岛的显应宫（此庙是由闽浙船民共同出资在庙岛佛院的基础上增修的）。南北海上航运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对剪纸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蓬莱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沿海城市，在诸多剪纸的内容、构图、作用以及剪工上的体现多有相似，如蓬莱地区的馒头花与广东朝阳地区的饼花等等。

第五、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据光绪《增修登州府志》记载，明洪武九年（1376年）登州升府设卫，重置蓬莱县。以丹崖山势筑备倭城，以屏障京津。特别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登州所处的战略位置尤为重要。

登州卫的设置使得官制与编制不断增强，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的驻军。按明代的制度规定往南方戍者为北方人，到北方当兵者应为南方人。据《蓬莱县志》中记载：“明洪武九年（1376年），自云南安顺及浙江扬州、泰州等地调拨的兵员有4480名。”明制还规定所有的军士必须携带家属前往指定的卫所，“如原地未有妻室听就完娶”；县志中还清楚的记载了此次被带来的士兵家属的数量，“携来军户家眷以万计”。同时又派遣一定数量的异地文武官员（含朝廷使节），同行的还有大量的随从与官员家属。基于以上几点，由此说明了此次外迁而来的人口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据民国版《蓬莱县志》“氏族迁徙”记载：“蓬莱（登州）驻居民除少数土著，及因游宦入籍者外，多于明洪武平定云南后，及永乐二年，两次由小云南乌撒卫流民中移来，其他地即今之云南之镇雄，贵州之威宁，二县境也......”。此处记载更加说明了从外地迁来的人口数量众多，甚至大于本土的居民。

位于今蓬莱市东约20公里处有一座解宋寨（今解宋营）守御百户所城堡的遗存，是明朝洪武年间为防御倭寇入侵而修建的，同时还设有刘家汪寨（今刘家旺）和卢洋寨（今卢洋）两处备御百户所。直至清代随着其军事职能不断的弱化，这些百户所也都逐渐演化成了村落并延续至今，而这些村里的百姓大都皆为明朝洪武年间的那次登州卫军屯迁移而来的军士们的后裔。

■图15《丹凤朝阳》（窗花）/ 清代

丹凤朝阳是中国的古代成语，比喻贤才逢明时，是吉祥的征兆。丹凤朝阳一词出自于《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丹凤朝阳是凤凰与一轮红日的组合，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之一。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里，首先“凤凰”本身就是和谐思想的产物，是对立的统一体，起到阴阳互补、阴阳调和的作用；其次它又是一个多元的集合体，是在鸟图腾的基础上，又融合多个不同氏族崇拜物的特征。凤凰的形象不仅表现了自然物之“和”，也表现了人类社会之“和”。凤凰文化的和谐理念涵盖了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在维护世界的和平、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军卫制度的确立，使得大量的外来人口不断的涌入蓬莱，他们带来的外来多元文化对蓬莱地区原有的本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蓬莱不仅成为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有着多种语言、文化、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及生活习俗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大舞台，新的地域文化也在大融合中逐渐形成，因此，蓬莱地区大民族的融合对当地民俗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图15）。

结语

蓬莱剪纸的形成与发展，既存在着偶然性，也存在着必然性。它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不断的被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所称道。2008年“烟台剪纸”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蓬莱剪纸作为区域剪纸艺术的代表，在整个胶东剪纸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胶东剪纸又以其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它在中国的剪纸艺术之林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图文 丨顾朋泉

编辑 丨焦禹铭

审稿 丨张 琳

审定 丨王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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