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主题雕塑

汉代的茶马古道——“南丝路”的一段。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痄等部交换牦牛、痄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临邛（邛崍）出发，经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经旄牛县（汉源），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即荐都，为西汉沈黎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邛崃由于是当时蜀郡的商贸中心和茶、铜铁器的主要产地，故成为汉代茶马古道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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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社会风习。 宋代，中央政府正式与藏区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随着茶马贸易的加強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这一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之马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岩州（岚安）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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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明成化六年（1476年），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邛崃、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溯昂州河，越马鞍山（二郎山），经岩州，过大渡河，至烹坝，到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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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茶马贸易”。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原由碉门（天全）经两河口、昂州河、岚安、烹坝、打箭炉的茶道，改为天全—两路口—门坎山—马鞍山—泸定桥—打箭炉—线。岚安口岸由此衰败，打箭炉成为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大道的交通枢纽。清代打箭炉至昌都的南、北两条茶马大道是南路大道：由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北路大道：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此道原为明代川藏茶马古道的大道，是运茶驮队主要行经的道路，故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后，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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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部分地区盛产茶叶，随着各地对茶叶的需求日盛，为加强管理，唐朝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贸易政策，如茶马互市、加收茶税、榷茶制度等，此种情形之下，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马帮将视线转向了茶马贸易，茶马古道初见形态。宋朝，内地茶叶经济得到繁荣发展而西部地区需求较大，西部盛产良驹恰好适应国家需求，中央政府在促进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基础上，为维护西南地区安全以稳固国家政权，对茶马贸易的重视度愈甚，正式建立起了茶马互市制度。自此，茶叶逐渐成为中原地区与涉藏地区人民之间进行友好往来的重要媒介，茶马贸易成为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进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茶马古道作为主要商品运输路径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元朝，中央政府改变了对茶马古道的运营、管理方式，开始设立马政制度、拓展茶马古道，并在沿线设立驿站，从此“茶马古道”不仅是经贸之道、文化之道，又是国之道、安藏之道。到了明朝时期，茶马互市的景象又兴盛起来，贸易形式更加多样，如政府贸易、朝贡贸易等。尽管中央政府为加强政治统治实行“茶引”、“引岸”等制度禁止私人开展茶马交易，但汉藏民族间的贸易往来依旧频繁。清朝，茶马互市制度逐渐衰落，但茶马古道依旧热闹，交易产品种类不断丰富，除过去的主要贸易产品茶叶与马匹外，还涵盖内地生产的丝绸、布料等生活用品，西部地区出产的虫草、藏红花等珍贵药材。抗战期间，茶马古道还承担起了作为西南后方的主要物资供应通道的重任。茶马古道作为集经济、文化、政治于一体之道，在历史长河中既是西南地区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民族间增进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推动民族和睦、维护边疆安全的团结之道。 茶马古道的存在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 [2] 茶马古道是中国统一的历史见证，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