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书院园林的造园特点（四）

3．文化之雅

       书院植物的选择很大程度取决于植物所被赋予的文化内涵。书院植物被赋予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来源于植物自身所表现的品格特征，另一方面是基于植物在书院这一特定环境中所蕴含的文化寓意。这两者的结合，是为求得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环境。

       （1）抒君子比德之志

       儒家思想要求士大夫在欣赏植物之美时注重发掘、领悟植物所体现的人类美德，把欣赏植物美当作修身养性的手段，借以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即植物审美中的“比德”观。受到这种“君子比德”思想的影响，书院之人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往往赋予了自己的某种感情和信念，这种情感追求反映在对书院植物的选配上。

       松柏在书院中尤为常见，其苍劲耐寒比德于君子坚忍不拔的个性。松柏寿命极长，往往是百年书院的见证者，历经风霜雨雪，万古长青。例如在宁海石镜精舍的后山，明代方孝孺亲手种植的6株柏树至今生机盎然，姿态傲然。

       竹因其竹节，被用来比喻文人的气节，又象征虚心谦卑、节高清雅的内涵。《全唐诗》中就有诗云：“此地本无竹，远从山寺移。”因爱竹“经寒不动，静处养性”的秉性，书院主人远从山寺移来小竹，装点书院环境。例如宁波的甬上证人书院、永嘉的芙蓉书院、椒江的东瓯书院、桐乡的崇文书院等均以竹来布置庭院。

        桂自古被视作吉祥之木，仕途得志、飞黄腾达称为“折桂”。书院主厅前庭院对植两株，古谓：“两桂（贵）当庭”、“双桂（贵）流芳”。淳安瀛山书院双桂堂前旧有两株桂木，与“双桂堂”之名相得益彰，寓意深远。

        荷亦称为“莲”，亭亭玉立，香远益清，被称为“花中之君子”。东阳的卢格于居室东凿池引水植荷，创荷亭书院；兰溪的池亭书院“悠然独占闲中趣，一枕荷花午睡醒”，可见其最得士人喜爱。

       植物的象征意义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现。书院之人把植物之“美”和人格之“善”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植物的人格化；同时要求学子在欣赏自然花木之时，把植物的品行与自己的内在品格联系对比，从而实现人格的升华。

（2）营书院文化之境

       书院文境，指的是书院的文化意向。植物景观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而书院这一特定的环境赋予了植物特定的文化寓意，使之区别于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等而蕴藏深意。

       入书院者，或潜心求学，或追求功名，志存高远。湖州的爱山书院就以树明志，激励学生不断求学奋进，规定“童生入泮者，各于书院前种树一株，以志不忘。梅、杏、槐、桂，各从其便。”自此，植物作为一种载体，被学子们寄托以远大理想，传承书院奋进与坚韧的精神。

       书院虽最初从补官学不足到纠官学之弊发展而来，不以科举为主要目的，但发展到后世，书院确是因科举才得以繁荣发展而得到普及。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书院植物的选择也与科举有着密切的关系，尤以明清书院为典型。“二月会试，八月乡试”的规制始于明代，一直传到清代，因此常有书院楹联写到“二月杏花八月桂”。其中，二月杏花指的就是会试，而八月桂花指的是乡试。浙江书院多建池植莲，“莲”与“连”谐音，古时科考称连续考中为“连科”，暗祝仕途遂意。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浙江传统书院文境的营造及植物景观的塑造颇具影响。

       自古以来，书院就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氛围。先生所植之树有教化育人的作用，是学子们在奋发读书时最好的精神食粮和人生指引。当年朱熹亲手在桐江书院门前植下5棵苦槠，蕴含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意，鞭策求学的学子们甘于寂寞，吃苦耐劳，奋发向上。现今书院前仍保留有朱熹当年手植的苦槠，其存在对古今学子来说意义非凡，于无形之中勉励万千学子，并得以流传百年。

       总而言之，浙派传统书院历史积淀深厚，从书院选址到内部环境的营造都十分重视植物景观的生态性、景观性以及与建筑的协调性。其特征可归纳为以下3点：其一，书院在外围环境上多选择以常绿植物群落为主的自然环境背景，并利用植物的季节性特征体现自然变化的魅力；其二，书院胜于运用松、柏、桂、竹、荷等植物，通过植物的多种配置方式形成层次丰富的书院空间环境；其三，书院植物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寓意，因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书院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者。

       也许对书院来说，植物并不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书院植物作为富有特定意义的精神符号，在物质与精神层面赋予了书院独特的空间环境和文化氛围。浙派传统书院植物景观需要保护与传承，其“寓教于景，环境育人”的设计思想对现代校园环境的建设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