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贺延光：“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是摄影记者社会责任的体现

编者按：“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是由中国日报创办的中国摄影界的知名品牌。自2003年起，中国日报社陆续推出了《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冰雪线》、《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大地震》、《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奥林匹克》、《百名摄影记者聚焦中国》、《百名摄影记者聚焦亚运会》、《百名摄影师聚焦俄罗斯》、《百名摄影师聚焦陕西》、《百名摄影师聚焦台湾》、《百名摄影师聚焦澳门》、《百名摄影师聚焦加拿大》、《百名摄影师聚焦新长征》、《百名摄影师聚焦香港》、《百名摄影师聚焦巴西》、《百名摄影师聚焦上海》等16本精美画册，并在多所高校、图书馆等举行精选图片作品展，反应热烈。

在《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画册的扉页上，一位身着厚重防护服的摄影记者正举起相机，他，就是我们本次采访的主角——贺延光老师，作为“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的最早参与者之一，他的职业精神令人钦佩，不管是新闻现场还是非新闻现场，对于摄影基本功的重视和对日常题材一丝不苟的严格训练，让他的摄影作品直击内心，也为聚焦项目的高质呈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贺延光  高级记者、原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编审委员会委员

特想·光影：作为“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回望聚焦项目，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贺延光：“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从始至今15年的时间里，给我的最大感受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个项目的坚守，在国内摄影界，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的，除了聚焦项目之外并不多见；二是项目本身对摄影人的吸引，作为中国日报社主办的项目，它并不局限于报社本身，而是利用摄影界的人脉，把大家聚集起来，这一聚，就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并且还将继续往下走。这是让我感受最深的两点。

《百名摄影师聚焦新长征》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05年1月19日，云南省丽江市，纳西古乐起源于公元14世纪，是纳西族人民在接受以儒道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基础上创建的艺术结晶。纳西古乐最具欣赏性的地方是其“稀世三宝”：古老的曲子；古老的艺人；古老的乐器，乐师们手上所持乐器，皆有上百年历史。

特想·光影：以您的观察，“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在15年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贺延光：我觉得是中国日报社在操作聚焦项目上越来越熟能生巧，从策划到拍摄，从征集作品到画册出版，时间越来越短，质量却越来越好，较之前的数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周期，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当一个品牌有了知名度以后，它的聚集力、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大家能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拍摄的作品能有一幅或几幅入选，这对摄影师本人也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耀。

《百名摄影师聚焦新长征》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04年8月10日，四川省西昌市，彝族“火把节”期间，欢快的青年们载歌载舞，沉浸在盛大的“火把狂欢节”庆典中。

特想·光影：作为“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的编审委员会之一，您所坚持的编审原则是怎样的？

 

贺延光：在编审过程中，我更多的是进行一些辅助性工作，主要工作实际上是由王文澜、陆中秋他们在做，在每一本画册的编辑过程中将最好的、最生动的照片挑选出来。就我本人来讲，每次也是尽可能的在一个主题里提供多的照片，同样的，每个摄影师也是希望自己的照片入选的越多越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不管名气再大、资历再强，最后还是要通过作品说话。

《百名摄影师聚焦加拿大》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04年10月，爱德华王子岛省，一辆旅游观光马车停在商店门前。

当摄影作品真正进入一本画册视野的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当年，我们参加美国柯达公司与长城出版社合作举办的“中国一日拍摄活动”（1989年4月15日），当时邀请了60多位世界各地的摄影记者和摄影师，另外加上30多位中国摄影师。大家拍摄的题目都是通过抽签进行，在规定的地域内拍摄24小时。作品交给组委会之后，组委会另请专业图片编辑进行评审，他们评审的原则就是只认作品不认人。所以，作品最终能否入选，与摄影师的名气和资历没有关系。国外同行举办的这类活动对我们是有一定影响的。

《百名摄影师聚焦加拿大》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04年9月26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伯茨福德市，加煌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彭建华博士和北京中加学校校长王本中看望该校交流生。

在聚焦项目中，我觉得王文澜、陆中秋他们也是或多或少的吸取了国外的一些好经验。对于一个发烧友或初入行的摄影师来讲，你在参加一个比赛、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公正性。评选和评奖活动在中国摄影界来讲也是很热闹、很有故事的，因为有太多摄影之外因素的干扰，所以对于没有成名或初入行的摄影师来说，就特别看重公正性。只要公正了，即使作品没被选入，也能学习到东西。如果一个画册里掺杂太多摄影之外的东西，它的正面影响就荡然无存了。

 

所以我觉得聚焦项目到今天仍然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这和王文澜他们在编审画册时选择作品的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一个画册里的作品是乱七八糟的，那么它照样是没有生命力的。

《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画册扉页作品，张洪峰摄影

2003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在北京地坛医院“非典”病区采访拍摄。

特想·光影：在《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画册中，张洪峰老师曾拍摄下您在地坛医院拍摄的照片，这件作品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您可以分享这张作品背后的故事吗？

 

贺延光：当时，SARS已经从南到北发生了很长时间了，社会上议论纷纷，人心惶惶。2003年4月初，我到云南昆明参加一个活动，一下飞机，在机场我看到《南方都市报》的封面照片就是两个武警戴着口罩在街头巡逻。军队是很讲究军容的，上街巡逻没有命令是不能戴口罩的。所以，一看到这张照片，我脑袋就嗡了一下，所有的传说可能都是真的。

同一时期，赶上我父亲的旧疾复发，我去301医院办理入院手续的时候，医生劝我过一段时间再来，不要现在住院。我当时心里纳闷：门诊大夫已经给开了住院证，住院部的大夫为什么劝我过一段时间再来呢？后来，我恍然大悟，因为在医院里我发现了两个细节：一是301医院所有走廊通道里都用电炉子烧着醋，满楼道都是醋酸味，说是消毒；二是医院里的所有医务人员都戴着口罩，我们都知道，平常很多医生和护士是不戴口罩的。

 

通过这两个细节我可以判断出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官方对这个事情是压制的，所以媒体上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这并不是媒体人不想作为，而是有新闻纪律在管束。直到4月20日前后，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冒着风险把这个实情向国际社会进行了披露，世界卫生组织加大了对SARS的检查，再加上医务人员里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向社会公众公布真相以防范SARS，否则传染性这么厉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实际上，在报纸公开报道之前，超市里就已经开始出现抢购现象，像我们报社，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要喝板蓝根。尽管官方没有公开这个消息，但是社会恐慌已经显而易见。

《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SARS病房》

2003年5月11日，又一位SARS病人被送到地坛医院，近50天，这家著名传染病医院作为北京市医治非典的定点单位，已陆续收治患者282人，其中，治愈出院60人，病情平稳转院继续医治25人，死亡23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当然是坐不住了，这时恰好也有一个报道的机会。地坛医院是收治最重的SARS患者，医务人员已经工作了近一个月，但因为是病重患者，别人是没法来报道的，而且媒体刚开始报道的时候，电视、报纸上看到的都是一些医院救治相对比较轻的患者。这种报道对地坛医院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救治的是最重的患者，并且有医生、护士也倒下了，但是外界只知道其他医院一些比较轻的情况，这对地坛医院医务人员的士气是有影响的，大家奋战了这么长时间，可是报道却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通过朋友的关系被介绍进来，医院领导开会通过了我采访的要求，但是只给了两天时间，并且要求每天在病房里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而且进出医院要打的防疫针及进出病房所穿的防护服等费用都要自理。我向报社正式申请之后，报社的三位领导亲自与我商量是去还是不去。

 

进入医院之后，我的表现还算不错。在中国，很多地方会把记者当做贵族，但是你要把这个身段放下，当时我就与地坛医院的副院长谈话表示：我一切按照医院的规定来做，绝不胡来。我希望医院不要把我当做外人，把我当成医院的医生护士，哪有情况就赶快通知我，如果没有人通知你，即便别的病区发生了紧急情况你也根本不会知道。

《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面对生命》

2003年4月30日，北京地坛医院。一位SARS患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一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旁。

 

所以我的态度还是起了作用的。比如我拍摄的作品《面对生命》，就是那天一早六点多钟，我还未起床就接到麻醉科主任的电话，说他们在某病区的某病房，马上要实施一个抢救手术。接到电话后我就马上赶了过去，如果事先我没有表态，那么即使进了医院，很多事情你也可能会错过。事先要求我在医院只能待两天，但到第三天的时候，从领导到下面的医生护士，没有人赶我或提醒我我可以走了，所以我一直待了18天。我走的时候，医院送了我一份礼物，是一件崭新的防护服，上面签满了医生护士的名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奖赏，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纪念品。

 

特想·光影：拍摄过程也并不都是顺利的吧？

 

贺延光：在拍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我是准备了两台相机、几只镜头到医院去的，但等我进去之后，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多余的。因为你进入病区，自己需要防护，带的相机也需要防护，全部用塑料袋包裹起来的，只露一点镜头，防护的很严密，而且根本就没时间换镜头，所以其他的东西我都放弃了，每次进病区，我就只带一只镜头进去，省去了来回拧、来回换的时间。

 

带一只镜头拍几张照片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18天都只用一只镜头，读者看到18天的照片都是一个焦距的视角，也会疲劳。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让镜头有时候变成广角镜头，有时候变成长焦镜头，有时候又变成特写的画面，但镜头是死的，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除了正常拍摄之外，你只能靠近、靠近再靠近，这样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特写镜头。

 

但是靠近也有一个问题，你所拍摄的是病人，是SARS患者，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和平常靠近拍摄一张照片完全不同，对你造成的心理压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曾有很多人问我你进这个医院害怕吗？我说我当然害怕。但是，作为一名有些经历的摄影师，不在于你害怕不害怕，而在于你能不能尽快的调整，平静下来，实际上，我进入医院半个小时后就比较平静了。我在想，在这个危险区域，虽然我离病人近了，但是那些医护人员比我离病人更近啊！我在拍照片，但是人家是在工作，尤其是麻醉医生，他就等于是挨着患者的头在工作。想到这里，我就逐渐平静下来了。我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几个月后最后一名患者出院，他是一位18岁的大学生，期间他三次被报病危，万幸的是，他被救过来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医院拍摄？我认为，我是职业摄影记者，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面前，读者需要了解最前边的情况。包括去采访地震或者有危险的事件，我都千叮咛万嘱咐我下面的记者，一定要注意安全，照片宁肯不拍，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没有一张照片可以超过人的生命价值。但是为什么全世界每年还会有百名左右的记者遇难殉职？他们遇难的地方大部分是在战场上、在发生灾害的地方，我相信那些记者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去送死的，但是他们知道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是需要照片的，全世界的读者都需要知道真相。我相信他们拍照片会非常小心，但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险情自己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在进入记者这个行业之前，你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一旦成为记者之后，我们能抱怨的不是意外，而是为什么没有拍到好照片。

《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大地震》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痛失爱子》

2008年5月14日，赵建中抱着9岁儿子赵君毅的遗体失声痛哭。“5·12”大地震使都江堰新建小学有280余人罹难。

 

特想·光影：在不同的聚焦项目中，比如说，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大地震、百名摄影师聚焦巴西这两个项目，您的拍摄思路是有所区别的吧？

 

贺延光：这是我们每个摄影师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即一个是新闻现场，一个是非新闻现场。在新闻现场中，你拍出来的是新闻照片，在非新闻现场中，你拍出来的是纪实性照片。但是我觉得这对照片的拍摄要求是一样的，必须是好照片，你拍出来的照片要吸引人，不应该像一杯白开水。

《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大地震》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为遇难者首次举行的全国哀悼日》

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在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参加救援的武警8690部队指战员与全国人民一道，向遇难者表达无尽的哀思。

在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我曾经抱怨我拍照片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运气不好，不像外国记者那样有新闻自由，哪儿有战争，哪儿有灾害，他们就能出现在哪儿；二是抱怨我的器材还不是最好的。但是随着我的实践增多，我意识到我的抱怨是没有道理的。

 

1988年，我们参加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和世界大牌摄影师面对面，那时我发现他们拿的器材有的还不如我们，所以照片好不好不是器材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不是运气的问题，不是一定要去到发生大事件的地方。我退休之后，回想我这一生做了30多年的摄影记者，遇到过几次突发事件？很少，就算地震，对我来说也不是突发事件，而是强震之后我才赶去的。我到了那儿，突发性新闻已经变成了已知性新闻。

《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大地震》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变成坟墓的村庄》

2008年6月15日，四川彭州大坪村。60岁的李光清站在镌刻着老伴、儿子、儿媳名字的巨石旁欲哭无泪。“5·12”大地震时，这块平地突然喷发，数万方泥土和碎石从天而落，瞬间摧毁了楼房和道路，也埋葬了这里的19户人家和60余条生命。

所以我们每个记者，拍不好照片的时候不要抱怨自己的运气，现场对所有的摄影师都是平等的。它的区别仅仅在于你能不能有锐利的眼光、有没有娴熟的技术把照片呈现出来。像聚焦大地震和聚焦巴西这两个项目，一个是新闻性题材，一个是日常生活题材，我觉得对摄影师的功力要求是一样的。

《奥马依拉的痛苦》 弗兰克·富尼尔 摄

 

著名摄影记者弗兰克·富尼尔所拍摄的《奥马依拉的痛苦》1985年被评为荷赛奖年度最佳新闻照片，这张照片打动了很多人，也成了我们这些摄影师学习的典范。这张照片既表现了自然灾害的无情，又表现了人的渺小；既表现了泥石流的凶猛，又表现了小女孩的坚强及面对死亡的尊严。但是弗兰克·富尼尔来给我们上课所展示的照片大部分却是我们没有见过的，题材也是街道、人像、普通的日常生活等，这时你会发现，他拍摄的所有照片都非常好，即使题材很小，拍的也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就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些摄影师在战场、在灾难现场之所以能拍到好照片，就是因为他们平常的照片拍的好，所以到了那样的环境中，好照片就自然出来了。平时没有功力，就算跑到地震现场，你拍的照片也不会被别人记住。

《百名摄影师聚焦巴西》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17年8月17日，在中国国家电网资助的一家幼儿园图书室里，棚户区的孩子们在阅读书籍。

现在我退休了，什么题材都拍，甚至是一片树叶、一个小风景我也去拍，但是必须记住一条：你要把它拍好，要想办法把它拍的和别人不一样。只有坚持平常的这种训练，在碰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时，才有可能拍出好的作品。

 

比如聚焦巴西的拍摄，它就像日常生活的拍摄。但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去到异国他乡，不熟悉人、不熟悉语言、也不熟悉环境，完全是一种走马观花似的拍摄。即便是这样，每个人拍的依然会不一样：有的人拍的就会觉得比较有味道，有的人拍的就比较司空见惯。所以你就要思考，为什么别人就能拍的有意思、有味道？我们作为新闻摄影师，接触到的大部分题材还是日常题材、日常新闻，所以日常训练是不能小觑的。

《百名摄影师聚焦巴西》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17年8月20日，巴西利亚大教堂里可爱的孩子们。巴西利亚大教堂是一座超现代化的建筑佳作，它见证了巴西利亚这座最年轻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城市的辉煌。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也和很多朋友讲过：小题材可以出大作品。因为我曾多次被题材不大的作品感动过。当年我到济南的国际摄影双年展当评委，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荷兰人拍摄的街头暴雨，大雨倾盆，人们都四散逃避，躲在车里的、躲在房间里的、躲在街道屋檐下的。但是这个摄影师拍到了大雨中的一对老头儿和老太太，大雨来了，两个人并没有跑，而是非常兴奋的在大雨中翩翩起舞，老头儿兴奋的把上衣脱了，老太太的高跟鞋也甩在了一边，仿佛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在享受大自然的洗礼。这是非常日常生活的一个题材，但拍的却非常动人，这不是一般摄影师可以拍到的。很多人看见了，但没有拍，没有看出它的故事，没有看出这个画面可能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所以对摄影师的考验，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突发性新闻，考验的是摄影师整体的功力和素质，而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来的，所以这个训练要始终坚持。

《百名摄影师聚焦巴西》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17年8月17日，里约热内卢一家饮品店老板正在制作现调冰饮。

 

特想·光影：您认为“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的意义是什么？

 

贺延光：“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把很多大事件涵盖在了里面，像SARS、雪灾、地震、奥运会等等，它是摄影记者社会责任的体现。另外，聚焦项目也体现了专业性，不管作者是资深摄影师还是一个新手，只要你拍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也有可能会被收录进来，所以，它对摄影师是一个检验，而这个检验，是专业和职业的体现。

《百名摄影师聚焦巴西》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17年8月17日，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历史悠久的餐厅内，食客络绎不绝。

 

特想·光影：您希望“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未来应该在哪些方向上继续拓展或深入？

 

贺延光：我觉得“百名摄影师聚焦项目”在选择照片的标准上应该拟出一个条文，让大家更明确。聚焦项目的照片主要是以体现新闻和纪实为主的，拍摄方法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但条件和标准是什么，我希望组委会有机会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照片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界限在哪里。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取得更多、更明确的共识，这也是聚焦项目引领的一个方向，明确下一步怎么走才能更好更专业。

《百名摄影师聚焦香港》画册中贺延光的摄影作品

2007年6月30日，在红磡体育馆，香港数所学校学生共同举行活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