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宫山博史的活字百宝箱（十三）

六、上海美华书馆的馆址

美国长老会印刷所（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对于东亚活字印刷的发展贡献良多，但相较于影响力，直至近年声名仍少为人知。我想在这篇连载中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美华书馆相关资讯。

有关此间在华发展的长老会印刷所相关中文文献，首见于1931年商务印书馆创立35周年纪念出版书籍《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中，其刊载着第一篇以中文介绍美华书馆的内容，其标题为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作者是一位名为贺圣鼐的女性。此文后由华中印书局的杉山宪一于1941年翻译为日文，刊登在《印刷杂志》一月号中，是首次向日本人介绍美华书馆的文献。文献中，贺圣鼐的文章引用自1895年发行的《MISSION PRESS IN CHINA》（在华传教印刷所）。尽管引用篇幅不长，当中却有着对近代汉字活字印刷史来说相当重要的内容。（以下是该段引用内容的中文翻译）

引用内容中译：
道光二十四年（西元1844年），美国长老会于澳门设立花华圣经书房，由美国人理查・科尔（Richard Cole）负责管理。科尔因应印书需求，承接台约尔的字模继续刻字，并进行书籍印刷。当时完成的活字，其大小相当于现今之四号活字。由于是在香港制造，又称“香港字”。
依新工法制造的字模 隔年，花华圣经书房搬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1858年，美国长老会派遣姜别利（William Gamble）至宁波，掌管美华书馆印刷事务。

以下是贺圣鼐执笔之〈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中对应引用内容的该段原文：
道光二十四年（即西历一八四四年）美国长老会设花华圣经书房于澳门，以美人谷玄（Richard Cole）主其事，谷玄以印书之需要，乃以台约尔（引用者注：台约尔，Samuel Dyer）之字模继续镌刻，广印书籍，更作小学及数目等共数种。是时他处印书购用华文铅字，悉于此取给。当时刻成之字，其大小与今之四号字等。因其制于香港，故又称之谓「香港字」。新法字模　翌年，花华圣经书房迁至宁波，并改名美华书馆。一八五八年美国长老会遣姜别利氏（William Gamble）来华主持宁波美华书馆印刷事务……（以下略）

文中的“花华圣经书房”是“华花圣经书房”的讹误，而“迁至宁波后改称美华书馆”的叙述也不正确。关于“花华”两字顺序颠倒的错误，据我推测，可能是因为该印刷所印制的圣经或书籍中，在扉页中有些以直书排列“圣经书房”，其上以横书排列“花华”；作者可能是忘了应由右向左读，不小心反向误读为“花华”，才造成如此失误。

此外，1949年由印刷史学家川田久长先生发行之《活版印刷史》（印刷学会出版部）和1962年发行之《季刊Print》（日文原名《季刊プリント》，印刷学会出版部）第一号收录的文章〈邦文活字小史〉中，记载了关于在华发展之美国长老会印刷所的情况，篇幅不长，却是以欧美资料为依据的珍贵史料。《活版印刷史》“本篇之二”的“上海的美华书馆”一文中，有提及海外汉字活字的开发情况，但却没有获得大众的重视。川田先生在此文最后写道：“所有谈论日本活字印刷史的人千万不能忘记，在人称鼻祖的本木昌造的背后，还有一位名为姜别利的重要人物值得我们关注。”然而，后世学者将川田先生所提出的美华书馆与日本、中国之间的关系，放在近代活字印刷史的起始点上来探究，已经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如果这间印刷所没有在上海发展，其后日本与中国的汉字活字及印刷技术的发展绝不会这么早开始，要这么说也并不为过。
现在，让我带大家一同追溯美华书馆于上海的位址，以及多次迁馆的历程。

1844年1月23日，美国长老会在华发展，6月17日设立印刷所于澳门，命名为华英校书房，展开宗教书籍的印制。由理查・科尔（Richard Cole，任职时间为1844～1846年）担任印刷所负责人。
1845年，印刷所迁至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别称：华花印书房）。陈定萼编纂的《鄞县宗教志》（团结出版社，1993年）中记载，迁馆后的馆址位于姚江、甬江、奉化江汇流的三江口北岸的卢氏宗祠。

《鄞县宗教志》〈二、长老会〉中的原文为：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美长老会将上年一月始设立于澳门的印书馆迁移至鄞城江北岸卢氏宗祠内，定名“华花印书馆”。

宁波的谢振声老师表示，卢氏宗祠位在槐树路，面对姚江的槐树公园现址上，对面是卢家巷。下图是1924年的“民国时期鄞县城厢街道图”。图中箭头所指的“崇信学堂”处正是卢氏宗祠。

科尔之后，印刷所负责人的继任者为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和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任职时间1847～1848年）。接着是库尔特（Moses Stanley Coulter，任职时间1849～1852年）和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任职时间1853～1857年），而后由姜别利（William Gamble，任职时间1858～1869年）接任。

由华花圣经书房所发行的书籍在日本相当少见。我曾看过的书之中，最有意思的当属1856年发行的《地球说略》，作者是祎理哲。
这本书被引进日本后，1860年由江户的书店“老皂馆”复刻发行。

发行当时，日本正对基督教实施禁教，因此书店将此书中与基督教相关的字句删除，调整文章语句后，再根据纸本字样重刻于木版上。各位可以观察《地球说略》宁波版和江户老皂馆版扉页下方的发行处名称。宁波版上印的是“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而江户老皂馆版则删除了“圣经”二字。另外，序言最后原有“耶稣降世千八百五十六年”的句子，在江户老皂馆版中，也删除了“耶稣降世”。像这样删除基督教相关字句的部分，在此书中随处可见。

之所以会如此费尽苦心以木版印刷发行世界地理书《地球说略》，或许是由于日本幕府对欧美诸国进军亚洲的现况感受到威胁。特别是英、法两国以鸦片贸易为借口所展开对清廷的侵略，可说是震撼了日本的知识份子。尽管日本当时处于锁国状态，这些消息还是通过荷兰和中国的商船一点一滴传进了日本。

1860年12月，印刷所搬迁至未来发展备受期待的上海，再度更名为美华书馆。
他们选择在上海的何处踏下第一步呢？

黄韵珊的资料提及：“美华书馆开设在南门外。”教会清心堂的牧师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的资料记载：“刚开始暂时设在虹口的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住家隔壁的几栋中式建筑内。”川田久长先生在著作中也写道：“起初借用了虹口地区的中式房屋充当据点。”这段话可能是以范约翰的证词为资料所写出的叙述。另外，在《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2月）“大事记一八六〇年”中也记载着“迁至上海北四川路”。除了“南门外”的说法以外，所有人都声称馆址在虹口地区。黄韵珊所称 “南门外”，或许意谓着美国长老会于1860年3月建于陆家滨的教会清心堂邻近区域。我认为清心堂负责人范约翰的说词并非记忆错误，确实设立于虹口地区；然而，我并不清楚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在虹口的住家位于何处，因此无法锁定地点。尽管《上海出版志》将范围缩小至北四川路，但北四川路是从苏州河到现在的鲁迅公园之间的南北向道路，书中并未记载馆址坐落于此条道路的何处。

虹口位于苏州河以北，起初是美国租界，后来和英国租界合并为共同租界。战前有许多日本人定居于此，地名也曾出现在日本歌谣曲的歌词中。目前应该还遗留着许多1945年以前盖的建筑物。

1862年，印刷所搬迁至小东门外。
由于最初的迁馆地点空间狭窄，为寻求更大空间，他们将据点搬迁到小东门外。地点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向东往黄浦江方向延伸的河道（后来的方滨东路）尽头处，由中山东二路和黄浦江沿岸的外马路这两条路夹着的一块梯形土地，位于法国租界东侧。发行于1947年的住宅、商业地图“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这块土地上绘有三栋大型建筑物。其中，北侧建筑物为水上警察分局，过去曾是法国租界巡捕房十六铺分房（面南，又称法国租界警察十六铺警察署）。分局前面未注记名称的两栋建筑物分据东西两侧（图中●记号处）。从下图中可见，这块梯形土地周围设有围墙，东西两侧各有一道门。

1940年代在清心堂担任牧师的李恒春表示，美华书馆就在“法国租界巡捕房十六铺分房左侧”。若李恒春的证词属实，他所谓的“左侧”将会依据方位定义而有所不同。究竟十六铺分房的正面是朝北（租界侧）抑或是朝南（中国人街道侧）？李氏究竟是背对分房来看？还是面对来看？常理推断，人们通常会背对建筑物来指示左右方位，因此我原以为黄浦江侧（东侧）的建筑物是美华书馆所在地。然而，据深入调查美华书馆在沪发展的宫坂弥代生小姐表示，资料显示黄浦江侧的建筑物是克陛存搬离虹口后入住的居所，因此中山东二路侧的建筑物才是美华书馆。如此一来李恒春所说的“左侧”，应该是面对着十六铺分房来看。

学者认定美华书馆所在的建筑物于1950年遭拆除。据说1990年代中期为拓宽中山路，水上警察所属的建筑物也被撤除。如今，由于都市街道的整备，原坐落于美华书馆西侧包含小东门街、东门路在内的十六铺旧市镇也完全消失，变成一片绿地。过去在小东门街上伫立着许多2、3层木造建筑，宛如迷宫般的狭窄巷弄四通八达，对我来说是能充分感受“老上海”（Old Shanghai）风情的珍贵景点。过去曾是河道的方滨东路两侧林立着许多鱼翅批发店。

姜别利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担任馆长11年，后来和清心堂牧师范约翰因意见分歧起了争执，因而于1869年10月1日离职。11月，他接受长崎制铁所负责人本木昌造的招揽而前往长崎。至隔年3月为止的四个月期间，他在所内教授了活字制造、活字印刷的技术。此为日本近代活字印刷术的开端。

姜别利的继任者为惠志道（John Wherry，任职时间1869年）、巴特勒（J.Butler）及狄考文（Calvin W. Mateer，两人任职时间1870年）、狄就烈（J.L.Mateer，任职时间1871～1875年）。相较于其他人，姜别利任职时间为历任最长。我想这是因为，在上海美华书馆的基础建构及发展上，姜别利是一位旁人无法取代的优秀技师与经营者。

1867年，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在岸田吟香的陪同下，到美华书馆印制《和英语林集成》；1969年，萨摩藩的学生前往上海，到美华书馆印制《和译英辞典》（日文原书名《和訳英辞书》），这两本书籍皆在姜别利的协助下完成印刷。关于赫本与吟香在上海期间的居住地点，我将在之后为大家介绍。


连载系列第十四篇待续

〈注〉：本篇连载文章中未注明来源的图片，皆取自横滨市历史博物馆收藏本。

● 小宫山博史

从国学院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便进入佐藤字体设计研究所。而后担任佐藤敬之辅的助手，学习字体史、字体设计等知识。于佐藤去世后，便继承该研究所，活跃于字体设计、活字字体史研究、书写体设计教育等三大领域。

经手的字体设计有RYOBI印刷机贩卖的照相排版书体、文字字体开发‧普及中心的平成明朝体、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中国科学厅标示用的特太平体明朝体、大日本SCREEN制造的“日本活字字体名作精选＂、韩国的三星电子字体计画等。
曾任教于武藏野美术大学、桑沢设计研究所，现任阿佐谷美术专门学院的外聘讲师、印刷史研究会会员。佐藤字体设计研究所代表。着有《书籍与活字的历史事典》、《明朝体活字字形一覧》、《日文活字物语──草创期之人与书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