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受顾颉刚推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通过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双轨并进，系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其教育生涯横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程。
钱穆在抗战期间以一人之力完成中国通史课程，强调历史研究的连续性与内在生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钱穆构建了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学术体系。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通过考订《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差异，重建先秦学术脉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的论断，颠覆了梁启超“汉学反动宋学”的学术框架，彰显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延续性。这种研究范式强调从中国本土文献中挖掘思想资源，为现代新儒家学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1949年创办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是钱穆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他制定的“新亚学规”明确提出“求学与做人齐头并进”的宗旨，将儒家“仁礼”思想融入现代大学教育。该校培养的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成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形成跨越海峡两岸的学术传承链。
钱穆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史学四大家”，其学术成果重塑了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他创办的《新亚学报》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其“宋学精神”研究被西方学者称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关键钥匙”。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学案》系统梳理朱熹学术体系，被台湾学术界誉为“东亚文化圈的学术丰碑”。
钱穆通过公共演讲与通俗著作推动文化普及，其《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导论》等著作以浅显语言阐释深奥哲理，在港台地区销量突破百万册。1986年，91岁高龄的他仍坚持讲授中国文化思想史，留下“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的临终寄语，激发了两岸三地对文化认同的反思。
钱穆不仅复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更通过教育实践与学术创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在全球化时代，其“温情与敬意”的文化态度与“通经致用”的学术方法，仍具有跨越时空的启示价值。坚持“学术独立”立场，拒绝政治干预研究，其“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成为当代学者坚守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标杆。以七十二年教学生涯与八十余部著作，构建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端学术的文化传承体系。
钱穆的文化实践为突破“中西对立”框架，主张以中国解释中国，其《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提出天人合一思想可解决现代生态危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文化报告》。他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新亚书院的“书院制”教育模式被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借鉴，形成“通识教育”的中国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