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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翔:拒绝类似 寻求不同

1年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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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翔,知名书籍设计师。国际平面设计联盟成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常委,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多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奖,2010年、2012年、2014年三次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奖,2012年创建晓翔设计工作室,任设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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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人物介绍]

刘晓翔,知名书籍设计师。国际平面设计联盟成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常委,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多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奖,2010年、2012年、2014年三次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奖,2012年创建晓翔设计工作室,任设计总监。





站酷网:2010年,您设计的《诗经》获“世界最美的书”金奖,能不能分享一下您是如何构思设计《诗经》的?



刘晓翔:距离2010年获奖已经很多年了,而且《诗经》的设计在我自己的设计里面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关注它的人之所以多,大概是因为它的题材,《诗经》太经典了,几千年以前形成了这样一本汉文学的经典之作,而且恰好契合了这些年大力倡导传统文化回归这一理念,因此在读者心中,或者说在获奖之后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在设计方面,《诗经》是借助一种语境感把读者带回到几千年以前的阅读氛围中,当然书籍设计也是为了营造这样一个氛围。读者在选这样的经典文学时是一定会挑版本的,大家不是什么版本都读,通常情况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版本与中华书局相比,大家可能更愿意选择中华书局的版本。而我设计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版本,文本的译者据说是在《诗经》研究界很有名的一位老先生,叫向熹。因此为高等社做这样一个题材的设计创作,在我看来,无论是设计方面,还是编辑方面,都要另辟蹊径,以我设计师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一定要与中华书局的版本区别开,一定要有所不同,这才是这本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使用普遍的元素来设计一个很大众的外观,比如用一些《诗经》提到的植物来做设计,在市场上大概也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设计本身是为产品服务的,书虽然是文化,但它也是产品,怎样才能让它不同是当时设计的一个理念,或者说当初设计它的时候的最初想法。我的设计始终都在追求与别人不同,甚至与我自己不同,当下与过去的不同,我是非常拒绝那些类似的、相同的东西的,《诗经》的设计也不例外。



站酷网:您的作品屡次斩获“中国最美的书”、“世界最美的书”大奖,是怎样的成长经历让您成为了一名以书籍设计为事业追求的设计师?

刘晓翔:做书籍设计师既是偶然,也是宿命。最初我对设计并不感兴趣,当时也没有设计这个词,我们那个时候叫装饰、装潢设计。绘画功底好的会选读油画系,比油画系略差一点可以选读国画系,再差一点选雕塑系,最差的就是做装潢,这是当时人们的观念。

在我看来,当时的设计专业就是画画花边、画画图案这些,根本不感兴趣。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做了设计,但是我不安心于做设计,一是与当时设计的地位有关,那时只有油画才是高大上,而这种观念现在看来太浅薄了;二是因为设计师在出版社被叫做美编,地位是非常低的。比如当时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其他的编辑室都有很多很多优秀的编辑人才,而在美编室我却是第一个被招进去的艺术本科生,因此也没有什么地位,换句话说,你的设计随时可以被枪毙,必须根据作者的意念来改设计,非常弱势的地位让我对工作失去兴趣,也不愿意做,好在那时不用坐班,做设计之余我就画画,直到1996年左右,出版社改成坐班,没时间画画又让我很苦恼,我很想辞职回家做一名职业画家,但是,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之下,我没有离开。他跟我说了一个很浅显但很受用的道理: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认认真真的做下去,即使你不喜欢,只要认认真真的做就不会白做。放弃了辞职的念头,我干脆放下心来做设计,因为画画、工作不能兼顾,毕竟一心不能二用,否则什么也做不好。

很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几次非常重要的书籍设计展览,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吕敬人、宁成春、吴勇、朱虹四位老师办的“书籍设计四人说”展览,在那个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设计原来能做的这么好,只是盲目崇拜油画,看到他们的展览才知道设计能有这么多空间可以发挥。从那时开始,我专心做设计。也就是说,1996年到1998年之间,我真正走上了设计之路,到了2000年以后基本上与绘画脱离开,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设计师。

做书籍设计其实也是某种宿命使然,在“书籍设计四人说”展览之后,我很想把设计也做得那样好,有了方向,就不断地往那个方向努力,非常幸运的是,我后来成为吕敬人老师的弟子,得到了他非常多的指导,自此我逐渐走上了设计这条路,在众多的设计门类中,最终选择了最喜欢也是最适合自己的书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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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中国汉字“六体书”艺术



站酷网:中国的书籍艺术源远流长,只有潜心研究才能做出最美的书,你有怎样的研究心得?


刘晓翔:其实在我看来,现在的书籍设计与我们传统的书籍文化是没有关联的,我这样说可能不容易被很多传统文化的拥护者所接受,但是实际上它们确实没有关联了。现在的书籍制度来自于西方,我讲的制度不是指社会制度,而是指装订、构成工艺合成在一起的制度,它们是来自于西方的。

中国现在的书籍是竖排改横排,可以说这已经与传统没有关系了,相比繁体字变成简体字的变化,这种竖横排的变化产生的影响更大,因为这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改变了很多影响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东西。假如现在给你一本竖排的典籍,你的阅读一定会有障碍,就连我都觉得有障碍。在七八十年代初,我还是看繁体的竖排小说,现在一点也见不到了,其实怎么阅读是关乎到人的思维的问题,如今的我们已经回不到我们自己渊源流长的书籍艺术上去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营养,这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源头已经不是它了,变成了西方来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种改变是有原因的,你会发现,如今在市面上你能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横排书,除非去古籍书店,这全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曾经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孤岛,东边是海,西边是高山,我们被围困在这样一个大的孤岛里。包括我们所谓的传统的书籍装帧形式,有很多也是与外界交流的结果,并非中国的书籍文化中自主产生的,比如经折装,它的产生是要追溯到印度佛经的,只是后来我们对其进行了加工和改进。我们自己的书籍文化始终停留在手工制纸上,也就是书籍的原材料层面,而工艺和印刷这两方面没有能够做到像西方书籍那样可以双面同时印,之后持续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我们似乎有了自己所谓的传统书籍样式,但为什么西方的装订方式一进来,我们那些传统的东西立刻溃不成军呢?因为书籍的意义是传播文化和信息,一定要有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不是局限于某些特定的人群。西方发明现代机器的目的也是为了挣钱和传播,但却大大促进了文化传播。

无论如何,既然现状是我们必须要在横排、西式的框架下传递我们汉字之美,那这个责任,我们书籍设计师就必须要担。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模仿和追寻古人的东西,因为传统是在创新中不断形成的,如果现在我们依旧是张嘴就说孔子,闭嘴就说老子,那就意味着无可救药了。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两千年前的文化中,而是要把功夫用到创新上,当下的创新就会在未来成为传统。



站酷网: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你对书籍设计是否有不同的心得和理解?


刘晓翔:我想说一下,中国的书籍设计经历的几个阶段,以及我对这些阶段的一些认识。

如果我们回顾民国时期的书籍设计,就会发现那个时代,我们与日本以及欧美国家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正是因为后来的闭关锁国的孤岛形态让我们与西方国家形成了巨大差距。民国时期的我们是非常有自信的,我们的设计,包括那时的字体都非常漂亮,无论是招牌、小说或是月刊之类的杂志或书籍都很棒。闭关锁国让我们的设计与西方的差距瞬间拉大,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打开国门,西方的新鲜事物涌进来,我们对陌生的事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自此也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之后,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封面设计阶段,直到“书籍设计四人说”展览提出了书籍的整体设计概念,中国的书籍设计由只认封面进入到整体认知层面。换言之,在此之前,作为书籍设计师的我只能够画一个封面,后来我发现自己能设计的是整本书,不仅仅是封面,还包括书籍封底、甚至可以设计内文、选择材料、选择装订方式。这些东西共同表现出设计者对这个主题的认识,这和设计一个封面来讲有多大的差别,可想而知。

在最近的一二十年中,我们重新回到了整个平面设计的国际潮流之中,而我们的书籍设计开始逐渐向国际主流靠拢。记得我刚到出版社的时候,那时书籍设计被叫做封面设计,因为一本书需要设计的只有封面。直到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对整本书进行整体设计,这说明大家对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情况并非特别乐观,这个阶段虽然已经到来,但是我们仍然处在初期,有很多困难要克服。比如在当下,很多人对书籍设计的认识依旧没有完全改变,仍然会把书籍设计与封面设计混为一谈,又有多少人知道书籍设计师是做什么工作的?市面上很多作品的内页设计得非常不好,甚至有些是完全没有设计的,这样,读者都能够接受。其实,中国的读者群远没有像西方读者那样的挑剔,二三十元钱一本的书依然有人觉得贵。这些其实都说明了我们这个阶段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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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中国最美的书



站酷网:据说您收藏了很多“最美的书”?除此之外,您还喜欢收藏其它的书吗?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书比较有收藏价值?


刘晓翔:《最美的书》合集有一些,但不是很多,加起来不到十本。其实,我更关注的是社科和历史一类的书籍,设计类的书我关注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觉得设计是个很自我的事情,它一定要有创新,我看别人的书,如果不是方法论的,我基本不看,作品集我通常不看,如果有,也是极个别的,有时候是误买了。

我觉得,谈书籍的收藏价值与人们谈到知识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道理,你掌握它有什么用?知识和创新是什么关系?知识越多就能创新吗?显然不是。无论是知识还是书籍收藏,能从中得到启发你思考的元素才重要。并不是积累的知识越多,你就越会创新,也不是你收藏的书越多,你就越有涵养。很多原发的东西,是人内在的内驱力使然,这些东西是生命个体原发的,比如迈克杰克逊唱歌很棒,六岁就能唱很多歌,而有些人刻苦练习,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练习上,还是不能成为杰克逊,为什么?这就是一个人原发的东西。每个生命体都有自己的原发性,这些原发性需要你去启发,而知识就可以帮你启发。



站酷网:您的书籍设计题材丰富,风格多变,您也说过希望自己的每一本书都不一样,有什么是您偏爱的题材吗?


刘晓翔:其实作为一个职业设计师,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偏爱的题材,毕竟,设计是为客户解决问题的。比如今天你要设计一部文学作品,明天有一个科学题材要你设计,对设计师而言,就是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面没有偏好可言。但确实有某些题材能激发起设计师的设计灵感,我觉得这个情况会有。但这会是哪类题材呢?不好分,是不是文学的就能激发你呢?不一定,科学的就完全无趣吗?也不是,有的科学类书籍做得很好,所以很难说哪个题材会突然激发你的灵感,我觉得这是一种机遇和巧合。

当然,这种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我更关注的是平时的日常设计——让客户满意,只停留在让他满意还不够,我觉得还要略高于他们的基本要求,这是一个设计师的责任。读者怎么阅读一个文本,怎么阅读一本画册,怎么阅读一个科学的指南设计,这是需要设计师在设计书籍前做大量研究工作的,这种工作你一定要站在比读者、比编辑、比出版社更高的层面上,否则你只能满足读者最低级的要求,这样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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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



站酷网:在这些风格跨度极大的书籍设计里,什么是属于刘晓翔的统一的气质呢?


刘晓翔:我自己可能不会对气质这种东西有明显的感觉,我相信,气质是一个人独特的、独有的,我甚至无法调整它,但是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或者通过阅历的积累做出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就是一种气质,它是会感染到他人的。

我无法概括或总结自己的气质,但我觉得“变化”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我不能把它归纳为气质,但这是我对自己、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我常年形成的习惯,很难做到,毕竟打破一些固有的东西真的很难。因此,如果说真的存在某种我自己独有的东西,那就是变化了,不断的变化,依据题材不断改变设计思路,每天都试图改变,每天都在认识一个新的自己。
    


站酷网:很多年轻的设计师很羡慕您可以充分获得客户的尊重,同时有更大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您对自己设计的自由度满意吗?



刘晓翔:不满意,为什么呢?首先,设计师总要站在一个略微高一点的高度,这个不是说自我约束,而是书籍设计这个职业要求设计师必须要这样,因此就一定会在交流沟通中与你的客户发生各种矛盾,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原因是,设计师总是想标新立异,不管是做什么,只有新和异才是永恒的,经典都必将成为过去。当你和委托方产生认知上的矛盾时,如果他最后给你抛出一句“我出钱让你设计”,你怎么处理?所以对这个问题,任何一个设计师都不会完全满意,只能说相对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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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上的毛泽东》



站酷网:你对创作的束缚和自由怎么看?


刘晓翔:作为一个设计师,想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其实非常简单,按照客户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也许这次创作似乎没有自由而言,但至少设计师会得到应得的报酬,不必花费那么多力气,但他也不会成为优秀的设计师。所以说,自由是相对的,如果想把书设计好,委托方却说这本书只卖50块钱一本,那你做出成本就在100的书,可以吗?肯定不可以。这时设计一定是受制约的,但是不一定说没有创作空间。这其实一点不矛盾,设计是为客户解决问题,让你设计一个廉价的东西,那成本低、满足功能,就是你要为委托方解决的问题。

打个比方,如果委托方给你的自由空间无限大,就意味着你要承担无限的责任,换言之,给你自由度越高,你肩上的责任会越大,你会诚惶诚恐,怕做得不好。如果不给你自由呢?是不是相对简单呢?所以我觉得自由就是责任,更大的自由就是意味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
    


《三磊设计》



站酷网:您在书籍设计时,是否会将书籍分为实验性的和商业性的两类进行区别对待?



刘晓翔:我一般不会那样去做,因为我做的书都是能在书店里卖的,尽管很少有读者买到,因为印数太少,经常是一千本,但是理论上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我在做设计时并没有把两者完全划分开,分为纯实验或者纯商业,我觉得没有必要,两者是可以结合,有时结合得好一些,有时结合得差一些,为什么要把两个分开呢?所谓的实验性其实就变成了自己玩的设计?而作为一个职业设计师来讲,应该把两者贯穿在一起,把你的理念融入到商业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设计都是商业行为,只要涉及到设计这个词就是商业行为。自己玩一本实验性的书籍那是艺术,不是商业行为,设计永远是和商业有关联的,不管你的关联度大还是小。受制约的只是成本,如果委托方告诉你他不太在意成本,那你就完全可以让设计具有某种实验性;如果委托方对我说:刘老师我非常在意成本,我就要把价格压到多少,那我就会更多地从功能去考量,是这样的一个考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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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爱艺诗集》



站酷网:从初稿到终稿,一般你会经历多少次修改?

刘晓翔:我个人的习惯是不给客户提供第二、第三方案,我们工作室从来不那样做。为什么呢?很简单,第二、第三方案花费的精力通常没有用在第一个上多,那两个往往是陪绑的,但是更悲剧的是陪绑的还很可能被客户选中,所以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一般不会提供第二、第三方案。所以,几乎所有找我们做设计的出版社或者个人,只会见到最终版。
    
对外我们只有一版最好的设计,但是内部是有些改,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好的设计绝对是灵感,而不是磨出来的。有的时候灵感就在一瞬间,你突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因为书的页码很多,制作周期比较长,中间会有一些修改,但是这些修改一般来讲不是颠覆式的,只是在原创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让它更完善、更符合印刷工艺、更符合委托方的成本要求,也就是这样。





《贞石永固》



站酷网:你是怎么为书籍选择装帧方式的?对工艺的选定又有怎样的考量?能否举例说明。

刘晓翔:我觉得这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成本和书籍的类型决定的,比如说文学类的书通常不会选择方脊的精装,除非它很薄,有特别的需求,不然,这种改变会让它变得不像一本文学类的书。如果书中有大的插图,同时需要跨页,但是成本又要求它不能做成精装,那就要考虑做成裸背了,所以说选择恰当的书籍装帧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首先考虑题材,委托方能付多少钱,成本不够就不能做特殊设计和选择昂贵的纸张。以上提到的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书籍的装帧形式。

工艺的选择同样首先要考虑成本,设计最终是要变成成品和商品的,比如工艺选双色、烫金或是不烫金,都是要与成本预算关联的。成本没有限制可以做各种各样,成本一旦有限制,工艺就一定会受成本制约。但是抛开成本,工艺的选择一定要表现你想表达的气质,不能乱用。题材不同工艺的选择就必须要根据题材做改变,不能把适合于这个题材的移植到适合另一个题材的书上,因为书有很多类型,社科的、文学的、艺术的、少儿的、科学的,这么多科学你怎么能进行移植呢?所以,工艺的选择一定是与书籍的类型和可以付出的成本有关系。前年做了一本《古韵钟声》,内页都是烫金的,烫金的工艺可以很好地表达古钟被撞击之后声音的那种质感。



《古韵钟声》



站酷网:为了让读者更易阅读,你在书籍设计时做过哪些尝试?比如,字体、字号、行距如何搭配能让读者阅读起来不易疲劳?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刘晓翔:经验是有,这些平面设计最基本的问题,涉及到平面设计的整个基础问题,太多了,仅仅讲字号、行距、字距已经不能说明了。不过,杨林青刚刚协助上海人美出版了一本叫《平面设计中的网格系统》,这本书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本写方法论的书籍,可惜的是这套方法论在中国的平面教育里还没见到,这个书在西方是70年代问世的,它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普及计算机,如今传到中国,它仍然是最值得一读的最基本的方法论书籍。如今我们有了新的操作工具,但在那个只有照相排字、手贴的年代,我们经常犯的一些最基本的文字排列的错误,比如字体使用、字间距和行间距的设定,在那本书里都有最基本的的方法论,如果你把那本书仔细阅读下去,照着它去实践,逐渐你就会认识到版面中哪些是可控的、哪些是可变的、变化规律在哪里、视觉是怎么引起阅读的舒适,全部会找到答案,那是本非常棒的书。所以我觉得那本书对中国平面教育的意义巨大,不仅仅对于一线的设计师。


站酷网:《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作为你设计的首本畅销书,当你设计这本书的时候是否将之作为畅销书来考虑?你对典型的“畅销书”样式做了哪些改动?


刘晓翔:其实这是我做的唯一一本畅销书,做完之后销量如何我并不清楚。其实我不太喜欢设计畅销书,我特别不喜欢或者说讨厌畅销书的理念,比如撑爆人的眼球、比如离多少米就能看见。在我看来,书是要静静地阅读的,而不是像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所谓的畅销书。


我做的《最美的教育最简单》这本书,基本脱离了畅销书的模式。我认为讲教育的书就是要让人安静地读,不止在封面设计上做了改变,还引用了黎巴嫩的诗《你的孩子》,很诗意,在我看来教育本该如此。当然,也获取了一些能引人注目的方法,比如用了一个荧光色、亮亮的颜色做封面设计,毕竟出版社是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畅销书,其实作者并不喜欢畅销书的形态,这点我和作者一拍即合,但是有时也是要做一点妥协的。



《一直和大家在一起》



站酷网:对于读书,千人千面,有人说读书可以让人变美,可以帮人做判断,可以为人指引前行的路,您是如何看待读书的?



刘晓翔:当然是读得越多越好,我认为“读”不应该设置任何人为的障碍,读书没有禁忌,当然这不是我提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的。但是读很多书就一定会像杨绛那样吗?就一定会像资中筠那样吗?我认为不一定。我觉得比读书还重要的是思考,这个可以举个反向的例子,我们见到很多喜欢读书也读过很多书的人,但是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那样的气质,为什么他们并非都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想这是由思考决定的,是由思考与否、思考的深度、视野的广度共同决定的。

为什么当一个事物被说成无限美好的时候,那么多读书人也盲从,那些人读的书不多吗?很多,为什么他盲从呢?这里面欠缺的就是思考,我认为思考比读更重要。当然你读得越多,反过来刺激你的思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站酷网:在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的冲击下,您认为书籍设计将会走向何方?

刘晓翔:我认为纸质书会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标榜它作为物的存在感。比如说电子书,每个平台的电子书基本都长一样。但是纸质书不是,每本书由一位设计师设计,设计师千差万别,同一本书和同一个主题,十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不会相同,这就是个性化;另外,纸质书作为物的存在,纸张的质感、翻阅的声音、油墨的香味,这些都是电子书无法替代的。人是很恋物的,没有物我们的精神将无所依托,精神一定是依托于物的,但是两者是能够分离的,物的存在很重要,但是纸质的这种物、这种载体是不是会永远存在下去?我觉得不一定,因为纸质书诞生的目的是为了承载文字,这是功能性的东西,但是在纸书出现之前,还有刻在石头上的,还有刻在竹简的和牛皮的,后来被纸质书代替了。那以后纸质书会是什么方向?很难回答,也许它变得和其他曾经出现过的文字载体一样,也许被另一种物所替代,但人自始至终都是喜欢漂亮的书,易于阅读的书,具备这种特点的书才能够长久留存下去。



《莎士比亚全集》



站酷网:随着书籍分类的不断细化,书籍的受众人群也渐趋差异化,你是如何看待大众书与小众书的?



刘晓翔:都是一种市场的需要,这里面可能会有设计师对自我的定位问题,但是更多的是设计师适应市场的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做得都是比较小众的书呢?可能和我的客户群有关系,如果说我设计的书放在大众书中去卖,可能大家会觉得费用太高,承受不起。所以不是说设计师自己想怎么样,而是说整个市场决定了哪一个类型指向哪一个方向,包括我刚才强调的整体设计。

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无形的手把设计师各自放在了不同的位置,但是对于设计师而言,大众和小众我觉得是可以兼顾的。小众的书可能会倾注更多的精力,但是反过来这些东西对做大众书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在做小众书时,给你很大空间去尝试各种方法,比如文字排版形式、图文结合的形式、翻阅的形式、信息如何设计,这些东西都是对大众阅读有作用的。虽然说他在市场上表现得很小众,难以见到,但是很可能它在潜移默化的对一些大众阅读的书产生影响。

比如我最近要做的《莎士比亚》系列,其实也只印两千套,也可以说是小众书,因为价格很高、印量又很少,但是出版社一旦把它出成普及版,把材料换成差一些的,把装帧换成纸质的,而不是布面的,一下就变成大众的了。所以大众与小众,包括之前说的实验性与商业性,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隔阂或者绝对的界定。就是看你能不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设计师和市场角度,如果有相通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体那便是最理想的状态。



站酷网:对年轻设计师们提一些建议吧。


刘晓翔:现在的设计环境真的是比较差了,尤其是对年轻的设计师,无论是经验或社会的、设计行业的各种因素,都非常不利于他们成长,但是不管环境多恶劣,我们总是要做下去的,做下去就是要有一个坚持,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哪怕不做或者不挣钱,也要做那些能够把自己的设计思想和客户的要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通过这类作品的不断累积,年轻的设计师的高度和厚度也就逐渐积累起来了,等到他们的高度和厚度足够高了,与客户的交道也就相对好打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所放弃,有所坚守,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在自己心爱的行业中持续做出令自己满意的成果的设计师。



刘晓翔工作室站酷主页:http://www.zcool.com.cn/u/142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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